淡水在中国近代史中，是个可查阅的名字；淡水在广东近代史中，是个响亮的名字。

淡水位于香港东侧，周边为客家人聚居区域。鸦片战争后，淡水因地利之便，物产之富，而崛起于进出口贸易，成为惠州经济领域异军突起之地。由此导致清末以来，惠州府乃至粤东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一、香港开埠，淡水渐变

1、归善洋面，危机暗伏

清季归善县所辖海洋区域并非平静无事，它也非澳头小渔村的通俗说法这般简单，而是让清廷颇费心思的监管之区。卫所与海关，即为朝廷对海防监管的特设机关。

清樊封《夷难始末》云：“康熙十九年撤藩。乃置粤海关税务使。以内务府司员充之。权归总督。每岁额征不满六十余万也。”

清梁廷楠修纂《粤海关志》为官修志书，该书对乾隆二十二年（），朝廷撒销江、浙、闽三地海关，仅保留粤海关，即“一口通关”之始至道光年间，广东总口及所属各分口对外贸易和对外交往活动，有着详实的记录。志中卷七“设官”讲道：“我朝厘定关榷。官制有兼管。有简充……惟广东粤海关专设监督。诚其重任也。”“粤海关地面辽阔。事务繁多。洋商胥吏以及地方势豪。引诱串通弊端百出。监督一官。难于稽查防范。不若就近归于督抚监管。则通省文武军民。均受统属节制。不敢欺公玩法。”志中卷十“惠州总口”之“惠属各口”分别为：“乌坎正税总口、神泉正税口、甲子正税口、碣石挂号口、汕尾正税口、平海正税口、湖东挂号口、墩头挂号口、靖海正税口”，共九处。其中“墩头挂号口”则位于今天的澳头。清末小说《蜃楼志》“第七回”就粤海关“惠州总口”道：“话说那惠州八口，乃是乌墩、甲子、油尾、神泉、碣石、靖海、浅澳、墩头、各口设立书办，征收货税。”其中也有“墩头”。

光绪三年（）《惠州府志·关隘》“归善县”条列有“平山巡司”、“内外巡司”、“平政巡司”、“平海巡司”、“碧甲巡司”。其中“内外巡司”所辖范围，当属今日淡澳区域。《惠阳县志》“大事记”之“清”又云：“乾隆三年（）二月初八，归善县墩头港面临大海，紧接惠州府城。建炮台1座，派把总1员，领兵50驻扎，与平海、大鹏2营呼应。”

清颜嵩年撰《越台杂记》谓：“灯笼洲在香港东。四围皆水。盐艚聚泊之所。夜间远望。有光如然灯笼。因名。”清张心泰《粤游小志·风俗》谓：“潮惠近海居民善泅者。能伏水数日捕游鱼。可储以御外侮。洴澼百金。在当事者留意耳。”

可见粤东沿海尤其是淡澳一带船舶早，在香港开埠前，就已与之有紧密往来。嘉庆年间，此洋面也曾为张保仔辈横行帆樯之处。

《清实录·高宗乾隆实录》有载：“粤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藉洋船谋生。不独洋行二十六家而已。”《清实录·仁宗嘉庆实录》“嘉庆十一年十一月”（）圣谕：“广东惠潮两府奸民违例制造大船。以取鱼为名。远出外洋。接济盗匪水米火药。州县官利其港规。不加查禁。请饬广东督抚将归善等县。现有之违式大渔船查明若干。印烙字号。造册申报督抚存案。”《清实录·宣宗道光实录》“道光十七年（）八月”云：“广东地方。日形疲弊……若巡船之设。原为捕盗堵私。近来各船只图收受地面陋规。并未缉获私匪。”

2、祸起鸦片，朝廷过失

清季中期的大亚湾洋面并非太平，只是朝廷能够收取的仅为区区渔盐之利而已。

此时的粤东沿海，鸦片走私已有泛滥成灾之势。“道光二年（）五月”。谕曰：“御史尹佩棻奏。请严禁私食鸦片烟。据称鸦片烟之来，福建、浙江、江南通海口地方。俱有私带。总以来自广东为最……鸦片烟流行内地。大为风俗人心之害。民间私贩私食。久干例禁。节经降旨。严饬稽查。而此风未尽革除。总由海口守巡员弁。卖放偷漏。以致蔓延滋甚。著阮元、达三于通海各口岸地方。并天津渡口。无论官船民载。逐一认真查拏。毋任员弁稍有捏饰。傥查有奸民。以多金包揽上税。及私运夹带进口等弊。立即从严惩办。”道光皇帝“总由海口守巡员弁卖放偷漏。以致蔓延滋甚。”一语道出是体制内出的问题，所曰：“私贩私食”、“官船民载”、“包揽上税”等成为谕中“关健词”。从中可见道光禁烟之意，不可谓不决绝，然鸦片之害，已成顽疾。

鸦片流毒蔓延迅速，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之一，在于人口增长与粮食供给矛盾尖锐突出。使乾隆年间的“人口红利”，变为嘉道年间的“人口负担”。大大超出田亩数量与人口供给的正常比例，导致民生失衡，为求生计，流民不计生死挺而走险，致使社会动荡。江湖术士、三教九流参杂于失意农民之间。斗鹌鹑赌档、福寿膏烟馆、相铺算摊之处人等，转身则是亡命之徒。

让我们先看鸦片战争前，粤东社会状态一览。

《清宣宗道光实录》一书，有利于我们了解当时社会实况。道光二年（）三月“壬午”和“乙未”，二天“二谕”道：“据称闽粤沿海地方械斗命案。福建之漳泉。广东之惠潮为尤甚。”“据刑部奏。械斗之案。起于闽省漳泉二属。而粤东惠潮为尤甚。”道光八年（）十月：“风闻闽粤二省聚赌向有花会名目……愚民闻风奔赴。有不远数十里而往者。且有数百里之外。辗转寄托。遥相猜压者。每次聚赌。胜负以数千两计。此处花会才歇。而彼处又开。流倡土妓。游民奸棍。蜂拥蚁聚。累月经年。”道光十年（）六月：“鸦片烟流毒最甚。向系产自外洋。奸商夹带销售。遍行内地。屡经严行饬禁……此外。如福建、广东、云南亦皆种卖。有建浆、广浆、芙蓉膏等名目。似此纷绍种卖。若不禁止尽绝。将来必至传种各省。不特贻害善良。更属大妨耕作。”道光十年（）十一月：“据称广东省旧有匪徒结合。该州县间有出力查拏。不过设法驱逐。以邻邑为壑。而根株未除。蔓延日甚。其最为民害者。则有三点会。所谓开口不离本。举手不离三等号。粤东士民莫不周知。此等会匪。不独无赖棍徒。悉为羽翼。即各州县胥役兵丁。大半相与交结。表里为奸。虽素不谋面。猝然相遇。见手口之号。无不呼为兄弟。一切抢劫之事。无所不为。”道光十一年（）五月：“广东濒海通洋。向有匪徒拜盟结党。伊祖籍该省。习闻会徒之风。近又访获图样一纸。闻匪徒纠结多年。勾连凡五六省。名曰三合会。其党分为五房。福建为长房。广东为二房。云南为三房。湖广为四房。浙江为五房。每房各有头目。以五色分为旗帜。入会者授以口号。各执图一张。愚民多堕其局中。吏役兵丁。半皆羽翼。”道光十一年（）七月：“据称广东匪徒。结拜纠抢。近来未能尽绝根株……广州一带人民稠杂。家鲜恒产。游手坐食之民。素无依赖。遂致作奸犯科。今欲杜其邪慝之渐。当筹所以养其廉耻之源。所有广州、惠州、潮州、肇庆、韶州、嘉应、罗定、南雄、连等府州属。山场荒地。小民虑恐开垦升科。率多抛弃。”道光十一年（）八月：“广东福建等省。民风顽悍。习为械斗。”

谕中虽多对平民蔑视用语，但其中可解读出底层民众生活无着，社会处于“失控”边缘。

再看鸦片战争前英商贩烟，以及鸦片泛滥成灾情况。

清佚名《夷艘入寇记》卷上云：“鸦片在康熙初以药材纳税。乾隆三十年以前。每年多不过二百箱。及嘉庆元年因嗜者日众。始禁其入口。”光绪年《广州府志》卷一六三“杂录四”载：“凡洋船载鸦片者。皆贮舱面。一入老万山。以三板驳赴趸船。然后入口省城包买。户谓之窑口。由银号兑价。洋馆给单。至趸船交土来往。护送艇谓之快蟹。亦曰扒龙。炮械毕具。健儿数十辈操之。其行如飞。惟天津、上海、宁波、厦门等船。自与洋船交易。在趸过载。不经窑口。”

《清宣宗道光实录》道光二年（）二月：“至洋商与外夷勾通贩卖鸦片烟。重为风俗之害。皆由海关利其重税。隐忍不发。以致流传甚广…务期洋船出入。积弊革除。以清关隘而裕民生。”道光十一年（）五月：“据称夷船私带烟土来粤。竟敢于附近虎门之大鱼（屿）山洋面。另设夷船囤积。称为鸦片趸。并有夷目兵船。名曰护货同泊一处。勾通土棍。以开设钱店为名。暗中包售烟土。呼为大窑口。如省城十三行。联兴街。多有此店奸商到店。与夷人议价立券。以凭到趸交货……悉因奸民串同各衙门蠢役。开设私局。名为小窑口。各处城乡市镇所在皆有。查烟土一项。私相售卖。每年纹银出洋不下数百万。是以内地有用之财。易外洋害人之物。其流毒无穷。”道光十八（）年二月：“刑部奏。遵议广东拏获私开烟馆匪犯。得旨。郭亚平著即处绞。此等匪徒，胆敢于海疆重地。勾串外夷。开设窑口。引贩鸦片烟泥。诱人买食。历时已阅五年。”按《大清律例》，纹、斩为死刑的两种方式，贩卖鸦片被处以极刑的，此为一例。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朝廷的作为。

《清宣宗道光实录》道光十八年（）十一月：“癸丑。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该省水师。兼归节制。”“丙辰。昨经降旨。特派湖广总督林则徐驰赴粤省。查办海口事件。并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令该省水师兼归节制。林则徐到粤后。自必遵旨竭力查办。以清弊源……趁此可乘之机。力救前此之失。总期积习永除。根株绝断。想卿等必能体朕之心。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也。”道光十九年二月：“甲申。两广总督邓廷桢奏。广东各府州。续获匪犯多名。得旨。所办好。一力行之。勿怠。又奏续获鸦片烟犯一批。断不可稍有松懈。日勉一日。务除痼习。”“丙戌。林则徐奏。体察洋面堵截情形。广东海口。为各夷船出入经由要道。自应水陆交严。以除锢弊。兹据奏称。现在夷趸既经移动。自须到处跟踪。即使该趸船驶出老万山。犹恐内海匪船。前赴外洋勾结等语……该大臣系特简前往查办大员。务须悉心筹议。从容办理。不必急于蒇事。要期除恶净尽。方为不负委托。”

鸦片走私成为最暴利的生意后，广东成为鸦片走私的重灾区。英商“海船夹带鸦片。动辄盈千累万。”满船整葙从加尔各达“补货”到达伶仃洋面的趸船之内，“阿芙蓉”，被很快出售一空。《清宣宗道光实录》有载：“两广、福建商民。雇驾洋船转贩杂货。夹带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天津。”

鸦片战争前后，“淀泊口外”的鸦片趸船交易，也从非法走私变为“合法”生意。在高额利润诱惑下，不法之徒将鸦片为主的走私洋货携入内陆成为可能。因地同州府，澳头、淡水、惠州这条沿海进入东江流域最便捷的传统鱼盐通道，却成了唯利事图的鸦片贩子，携械走私的生财捷径。

海口要隘的惠州淡澳两地，即首先成了受害之处。

在这条本是鱼盐生计之道的荆棘之途后面，一个垂老帝国的躯壳，在鸦片烟雾中抽搐、挣扎。

3、行商脱变，买办兴起

道光二十二年（年）七月，清廷被迫与英国驻华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南京下关签署《南京条约》，其中割让香港条款曰：“因英国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准将香港一岛给予。”

年5月，香港政府成立。它标志着英帝国殖民香港的开始。此前的年，英国在广州成立怡和洋行。年，怡和将总部从广州迁至香港。在香港政府成立后的一个世纪里，怡和势力扩张到中国各大城市，成为英国经济渗透中国的重要机构。可见英国对于香港，早有图谋。

张晓辉著《近代粤商与社会经济》中“对香港的展拓”谓：“由于地理位置毗邻，珠江三角洲与香港有着极为密切的经济联系。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随着香港城市建设的初具规模，广东沿岸各地华人的大量流入，经济逐渐运转起来。有小商贩从附近的东莞、归善（今惠州）、新安等县迁入，经营很兴旺。在大规模的经济交往中，粤港的联系愈加密切。”

我们认为，这一“密切”的动因来自于利益驱使。而它的表现方式则是“脱壳”的买办制度。

在鸦片战争前，做为洋货出售或为洋商寻货的代理人，从生意中抽傭或定额收款。“买办”已经在广州及澳门出现了。美国人亨特著《广州番鬼录》中，“行商”云：“行商（合起来称为公行）作为一个团体始于年。”“行商是得到官府正式承认的唯一机构。”“行商向粤海关监督负责所有的进出口关税。”“行商控制了广州口岸全部的对外贸易。”而“买办”云：“在商馆中，最重要的中国人是买办。他由行商作保，担保他的品行和能力，即要诚实能干。”“商馆的银库也由买办管理，它存放所有现款和贵重物品。”

自清乾隆二十二年（）起，清廷实行“一口通商”制度，赋予广州十三行商对外贸易的特权，规定凡茶叶、生丝、土布、绸缎等大宗出口商品，只能由行商承办，唯有瓷器和其他杂货，才允许散商经营。而年中英《南京条约》第五款：“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

前后皆为“买办”，但性质截然不同。“行商消灭，买办兴起”已为既成事实。在“门户开放”的名号下，清朝贸易自主权在迅速丧失。自清乾隆二十二年（）起，广州由十三行垄断中国对外贸易“一口通商”的局面，在历经85年后实告终结。

简言之，买办前身是“俸优而位卑”，服务于宫廷的采办或行商，买办后世是“擅长夷务”，服务于洋商的“高等华人”，他们为即是外商雇员，又兼独立商人的洋商跟从者。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买办地位和作用均有所提高，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

《广东省志·对外经济贸易志》“明清时期的对外经济贸易”部分道：“道光二十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使广东对外贸易转入另一个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战前，广东和全国一样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战后，帝国主义强加各种不平等条约，粤海关一切关务受控制，行商制度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列强开设的各种洋行，其中盘踞在沙面的主要洋行就有十三家。”

在买办制度中，洋商居于主导地位，对契约、资本、商品、价值等要素有绝对掌控权；故买办在瓦解封建经济结构，促进近代城市社会变迁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当然，在丧失主权的情形下，其结果将会产生变异。买办制度对于朝廷而言，无疑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让对外贸易造成实际上的不受控制。从另一方面而言，它也成为了近代官僚和民族资本兴起的温床。

两江总督张之洞曾云：“得财者。惟洋场之买办与劝业。”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论述道：“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

聂宝璋著《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道：“买办资产阶级发生的重要社会基础是洋行买办。”“买办的本质，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垄断与操控。”李康华等编著《中国对外贸易史简论》云：“实际上是与外商洋行的贸易。进口贸易实际上变为从外商洋行的进货贸易，出口贸易实际上也是出售给外商洋行的贸易。”

买办与买办资本，依靠外国势力，参与对中国传统商业的垄断、资源掠夺，成为外国垄断资本的附庸和帮凶。买办的恶果之一，就是出现了不受朝廷监管的“苦力贸易”。清欧阳昱《见闻锁录》“卖猪仔”云：“英夷扰广东时。以洋蚨买人往金山开地。本地以人卖之者。谓之‘卖猪仔’。一‘猪仔’价或三十元四十元。多不过五十元。卖时立券。不许反悔。于是拐骗人口之案日出。尝有乡人进城。忽被诳往洋行卖之……卖者固属丧尽天良。而买者不准取赎亦凶狠已极。闻至道光末。已买有二十余万人矣。”

淡水早期下南洋的华侨中，是否通过“卖猪仔”渠道出去的“契约华工”，看来是不言自明的。

如果说战前鸦片利润只是英商收益的话，鸦片战争中的英国政府不惜动用国力，掘取罪恶血醒的利益，使销往中国的鸦片成为其贸易合法化的一部分。鸦片贸易带来白花花的银两，成为英国国家利益之一。

哪里有资源，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商业利益，哪里就是列强敲诈攫取的对象。从战争掠夺中尝到甜头的大英帝国，为了掘取更多的在华利益。《虎门条约》中“增开商埠”、“协议关税”的要求再被强迫列入。西方列强要求中国“全面开放”的目的逐步实现，洋人们享受着“一体均沾”的商机。但侵略者那有喂饱的时候？年，英国首相帕默斯顿赤裸裸地扬言：“中国、葡萄牙、西班牙和美国等国家的半开化政府，每隔八到十年，就需要被敲打一次。”

实际上，自年鸦片战争后的百年中国，帝国主义及其列强，从未停止过对它发动掠夺战争，只是枪炮和经贸交替上场而已。

二、淡水澳头，唇齿相依

《惠阳县志》“河流”之“淡水河”道：“由于河段流经惠阳淡水而得名，发源于深圳龙岗梧桐山，于马安紫溪注入西枝江。全长77公里，流经新墟、秋长、淡水、永湖、马安5个镇。”从经济地理学概念而言，相较与惠州的沿江，淡水的“沿海”在外贸航运上更具优势。作为惠港之间的水陆通道，我们也可从史料记载中窥见其端倪。

1、淡水旧圩，澳头老埠

澳头，因其靠近淡水，成为粤东距离香港最近的“港口”。由于水陆便捷，香港到货远比从广州绕道可达惠州的用时要短，海路一天到岸，陆路联运三天可达。时间更快，成本更低、效益更高，风险更小。从此，淡水在东江外贸货物流通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叶地编《广东地名探源》云“淡水镇”：位于惠阳县南部。考惠阳淡水一名，始于宋，元丰《九域志》载之淡水盐场，非今淡水镇也，而在今惠东县之平海。明清又置淡水场，才在今地。民国时又作澹水圩。据调查，原为上圩、锅笃圩，二圩并为一，称淡水，因淡水河经过得名。

清咸丰初年，淡水詹、戴、李三姓民众为防械斗，修筑淡水古城墙。据杨振林作《淡水古城墙》介绍：“古城墙全长约米、高3米、厚0.6米。建有东门、烧炮台门（今南门）、猪行门（今镇一小新校门）、河坝下城门（今北门）、坝尾城门（今西门）、木莲桥城门（今镇二小左侧），另设三个便门。城门高度均为2.5米、宽度均为1.5米，四框均用花岗岩石建造。烧炮台门为淡水古城交通要道之一，可通大亚湾畔的澳头、霞涌两镇出海往香港；河坝下城门到淡水河挑水（当时淡水河清澈无污染）、洗衣服。亦是县内河运之咽喉，到建国前，商务颇为繁忙。”

年第1期《惠州故事》中的《惠州城址变迁》一文，“淡水古城”部分介绍：“清乾隆初期，淡水形成了较大的集镇，并改名为‘淡水墟’，设立‘司署’和盐大使，墟市设在上下淮（今淡水桥头市场一带）。”

淡水商业可追叙的史料，又见《惠城文史资料》第十三辑，由惠州市博物馆原馆长王宏宇所作《清代乾隆年间的惠州商会行业》。文中讲道：“桥东包公巷内的包公庙保存有两通石碑，一通为乾隆十九年（）的‘重修孝肃包公庙碑记”。该碑“店铺录述”中，便例有“淡水木厂”。按此推理，木厂这类民生作坊都有“配套”，当时淡水圩常住人口规模应在万人上下。而“淡水木厂”，身世又存在二种可能：其一是商家因便利，自行命名，与淡水圩没有关联；其二是它是来自淡水圩商家，又在归善县城开设木厂分号。就《惠州城址变迁》中“淡水墟”的行政功能和管辖配置而言，我们倾向于“其二”这一答案。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云：“香港设埠。广东百货皆聚于斯。洋商遂亦乐居其地。西人之在中国者。近年统计不及七千人。而香港则居十之六焉。”香港与内地的来往更加密切频繁，其中商业的因素最为主要。《淡水今昔》中：“再说澳头。最早的港口是在渡头河上游，妈庙区西门村西北，向称盐步头港（又称盐埠头）。早在明朝时已有船航行沿海各地。鸦片战争后，香港成市，由澳头出港的人逐年增多。廿年代有小火轮名‘德星’号由澳头直通香港，每天早晚往返一次。”

淡水旧时虽是“依河而生，渔盐而兴”的圩镇。但随着鸦片战争中中国的惨败，它西方列强的黑手开始伸向各个沿海口岸，而淡水的核心优势在于，它具有与海洋运输业接驳成为“口岸”的先天条件，澳头的作用仅仅是“到岸”。纠其原因，澳头尚不具备的口岸功能淡水皆有。如：仓储完善和交通便利等配套服务设施，它可极大地节约时间，提高效率，为商家节省大量成本。

由于特殊时代造成的特殊原因，我们不得不又将话题转到鸦片上来。实际上，淡水的“开埠”紧随香港城市基建与贸易开始。当时正处于前后共计三十年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鸦片本身，就是当时香港输出的主要“贸易商品”。中国东南沿海鸦片战争后兴起的城市，如汕头、厦门、宁波、上海等地，其中包括淡水，无不首当其充，概莫能免。

自年签订的《天津条约》中，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化。鸦片改头换面成了“洋药”，从而毒害中国人民，将中华民族推入危亡边缘。法包利威著《中国鸦片史》中“鸦片及资本主义的发展”讲到：“首先应该承认，鸦片贸易的确为财富的集中提供了便利条件。从19世纪30年代起买办们暴敛大量财富，然后再拿这笔钱向英商购买鸦片。我们在前文也提起过一些短时间内暴富的鸦片商人，提起过粤商行会早期对北方市场的控制，鸦片贸易也因此集中控制在少数人手里。”罪恶的“鸦片贸易”，是乎成为当时敛财暴富的唯一模式。

英国人的可耻与中国人的可悲，都是那个时代的面孔特写。

无需承担走私的风险，即同样能够获得高额的利润回报，试想，鸦片经销“窑口”在何处不兴旺？早期淡水商户所经历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否能够绕开鸦片经销这一“罪恶”，已不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当时的洋货实卖之中，以鸦片为主，却不是唯一。清番禺陈灃作《炮子谣》唱道：“通商皆由好洋货，钟表绒羽争辉煌。”当然，这类花俏的商品，也只能在较大的“口岸”销售。

《近代粤商与社会经济》中“南北行和金山庄”有载：“南北行是香港商业发轫期最重要的行业之一，中国内地土特产和南洋货品，都经由其进行转口贸易。该行的商家长期控制香港的米行、药材行、瓷器行、纸业、茶叶行、凉果行、柴碳业、汇兑及侨批等业。”《惠州城址变迁》中“淡水古城”介绍：“咸丰初年，形成猪行街、大鱼街、米街、灯笼街等商品交换专业街道，城四周筑有城墙，长米，设东门、烧炮台门、猪行门、河坝下门、木莲桥门。”

鸦片及洋货泛滥漫内地，只因淡水与香港交通便利。洋货运输成本低、利润高、周转周期快等因素，使淡澳买办商人获利颇丰。而一旦货物进入淡水，不用兜兜转转，则可由此进入粤东北内陆各县，东江流域的惠州、平山（今惠东）、博罗、河源、老隆、兴宁乃至梅州而暢通无阻。

2、厘金劣税，危害甚远。

据《广东省志·对外经济贸易志》之“明清时期的对外经济贸易（之二）”部分介绍：“战后，广东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洋货的输入除原有的棉、毛织制品外，又增加了火油、钢材、水泥、纸张、机器、染料等，甚至有洋针、洋钉、洋米、洋面粉、洋碱等杂物。这些洋货的进口数量在甲午战争（年）后更有猛增的趋势，出现了进口货值超过出口货值。洋货大量输入，冲击着广东市场，严重破坏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手工业、农业。更为严重的是，鸦片走私日益严重……出口商品仍以农副产品为主，生丝、瓷器、茶叶为大宗，但所占比重日趋锐减。”

王孝通著《中国商业史》之“清之商业”中列有“厘金病商”谓：“厘金之害。仅及本国商人，而外商则不受之。即使受害，亦比较甚轻，因外商在中国关税制上，所受种种之优待，本国商人不能同样享受……观此，子口税系优待外商，而厘金则专害华商，数十年来商旅重困，百业凋零，厘金实为最大原因。”

《惠城文史》第三十一辑，所载陈春群著《白沙堆拾遗》一文，“二、白沙厘厂”道：“同治元年（）在广州成立省厘务总局，惠州府及所属州县，陆续设厘金局、厂、卡，全面开征厘金。”被称为“恶税之首”的厘金，“逢关收费，遇卡抽厘”已成清同治年来地方获取财政的业态。

据称，厘金制仿自林则徐被遣新疆伊犁屯田时，所倡行劝捐的“一文愿”法。为筹措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军饷，它在早期实行过程中，依然能够保持“关有征而市无征”的制度。但厘金之害又因朝廷竟开放“烟禁”，此举无易于饮鸠止渴。厘金制是特许开通收取鸦片、土特产、百货、花税等税种的通称。

清朝晚期，政府开征厘金加重税收。厘金的征收又分货运的“行厘”与经销的“坐厘”二种。因纳税范围存在的偏差和矛盾，势必造成征收过程的利益冲突。这一时期，朝廷治理弱化，地方势力抬头，各种利益团体的“自治”状况成为潮流。工商业行会便是如此。各地工商业行会具有较强的帮会色彩，故又简称“行帮”。本行各有“堂”号，各行商人推举“值理”，处理和协调本行内部事务，通融权贵，制定规则，强化等级，维护行业垄断。各行会在包征或代替政府收税的同时，也要考虑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得失。由此越来越多地卷入影响地方财政的税收事务当中。

清末《申报》议论：“厘卡之多。犹不止倍于税关之数，其司事巡丁之可畏，亦不止倍于税关之吏役。”清末官声竟有言道：“署一年州县缺，不及当一年厘局差。”

清朝末期田赋、洋关税、盐税、厘金和鸦片税，在淡水一样不少。但早期的淡水，买办洋货暢行无阻，因为有了远避厘金征缴的“保护伞”，成为其较本地商品更多赚取丰厚利润的因素与资本积累的发端。

在金融业务上，西方资本也在不遗余力地打压华商利益。清郑观应《盛世危言》卷四“银行”曰：“若今之洋商所用之银票。并不由中外官吏验看虚实。不论多少。惟所欲为。闻英商汇丰银票在粤通行之票百余万。该行已获利二百余万之谱。虽有华商股份。不与华商往来。”道光二十三年（）或稍后，英国在香港设立西印银行，道光二十五（）年改名为东方银行。英国政府且授权该行在中国发行钞票（在香港称为东藩汇理银行）。从司法到金融，从贸易到宗教，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将香港打造成他们殖民远东，奴役中国的支点和基地，一点点蚕食，一步步渗透，将华夏河山支解和吸食得千疮百孔奄奄一息，由半殖民地已乎沦为殖民地的边沿。

更有甚者，港英当局还直接干涉中国金融主权。年2月，粤督张之洞奏请清廷创办广东钱局，从技术到设备全部依赖英国。年初，铸一元、半元、贰毫、一毫、五分五种“光绪通宝”机制银币。年，英国政府借口广东铸造小银币数量太多，影响香港商务，竟提出“限广东每铸大元四万两，搭铸小元八千两”的无理要求。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中国，只能任由列强宰割。

约于此时的50年后，陈炯明运用掌握的权利，对求学所获商业知识及在淡水等地观察到的厘金弊端决定铲除。年12月13日，《申报》刋载《陈副督宣布治粤政纲》有云：“第三条。裁去厘金。须定期限。疑将长堤或盐饷为借英款五百万改行抵押。”

3、“洋务运动”，水土不服

广东即是中国近代史因鸦片引发战争之地，也是资本主义民族工业发详地。香港被割让英国的同时，广州也被确认为通商口岸，国外货物与国产货物在此汇集，又是国外资本和民族资本交集之地。

清同治十三年（），李鸿章著《李文忠公奏稿》谓：“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其中对中国落后于西方，以及对未来的担忧表露无遗。

危机意识不仅在朝廷中枢有所增强，社会各阶层更是深受其害者。清刘桢麟《论各省善堂宜设工艺厂以养贫民》有曰：“中国自通商以来。洋货日销。土货日绌。洋纱洋布。岁销五千三百万。其余钟表、机器、呢绒、毡毯、火油、食物、以至纽扣针线之细。皆规我情形。探我玩好。务夺我小工小贩。一手一足之业者。而乃销流日广。始于商埠。蔓于内地。流于边鄙……吾粤如是。余省可知矣。”因此，以容闳、郑观应为首的早期维新人物，提出“富强救国”的维新思想。

工商皆本、经世致用。李鸿章在“中国积弱，由于患贫”的意识下，开启晚清商业、实业“官督商办”的洋务运动。最终变质为“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使“官督商办”落得个有名无实的“幌子”。

惠州是著名侨乡，有“海内一个惠州，海外一个惠州”之称。据统计，现约有万惠州籍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千千万万离乡背井的客家赤子中，叶亚来是最富传奇的代表人物。清道光十七年（），叶亚来诞生于淡水沙坑乡周田村。咸丰四年（），17岁的叶亚来随乡亲由澳头乘小船往香港，再乘大桅杆船至马六甲，经族叔叶国驷带到榴连冬加的锡矿做工。这位传奇人物36岁被称为“吉隆坡王”。吉隆坡的原意为“泥泞的河口”，经叶亚来率领当地“惠州十邑”华人二十年艰辛打拚，并经营锡矿获得财富。年，一跃成为吉隆坡首富。从此，吉隆坡便有“客人开埠”之誉。年，清政府授予叶亚来“例授中宪大夫叶茂兰敕赠三代”的荣誉头衔。年，47岁的叶亚来汇巨款回淡水，让堂兄弟在周田村购置土地，负责兴建故宅碧滟楼。并计划修建好故宅后回国返乡探亲。时隔一年后，这位华人领袖终因患病去逝，年仅48岁。叶亚来对吉隆坡的贡献，被一代又一代当地华人所铭记，在吉隆坡闹市中的仙四爷庙里，至今供奉叶亚来像。如今淡水尚存的一些城堡式围楼，就是清末南洋归来的华侨所建，其中碧滟楼、会龙楼最具代表性。碧滟楼前的一尊旗杆夹上，仍见刻有铭款：“例授中宪大夫叶茂兰敕赠三代。光绪玖年仲秋月吉日立”字样。

清末上谕：“商民出洋回华。积有余资。自应加意体恤。令其乐归故土。岂容任意苛罚。致令失望。”按照常理，经营有方，归乡心切的叶亚来及其同乡。对在家乡兴办实业，应该有所作为。在对家乡兴建故宅的规模中，“侨资”实力彰显已属贡献较大。林修《淡水今昔》一文介绍：“淡水是著名侨乡。淡澳区总人口十一万九千人，有华侨、港澳台同胞近二十万。但因未查找到确凿史料，在此暂不表述。

太平天国洪仁玗在《资政新编》中，提出“兴器皿技艺”、“兴车马之利”、“兴舟楫之利”、“因时制宜。审时而行”的改良观念。在西方坚船利炮带来的“文明”面前，“洋务运动”成为自我救赎的稻草。

光绪十八年（），郑观应刋印《盛世危言》，提出“商战”策略：“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令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官场体统。”

据《广东省志·对外经济贸易志》“第一章建国前广东对外经济贸易”内容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用大炮轰开广东大门之后，也开始对广东进行掠夺性经济侵略，在不断加大对华商品输出的同时，加强对中国生产原材料的搜刮。为抵御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广东的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也相继创办一批近代企业。年华侨陈启沅在南海创办中国第一家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企业——继昌隆机器缫丝厂；年，肇庆旅日华侨卫省轩在佛山创办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火柴厂之一——佛山巧明火柴厂。”

放开禁锢民族工业的枷锁，在这一方面，淡水新墟约场瓷窑这类企业即属“先行先试”，较有成效的民营作坊。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汕头港开埠通商。素有“陶冶之所”称谓的潮州陶瓷生产与出口数量迅速增加，成为对外输出的重要商品。主要外销目的地：一是香港澳门，二是南洋诸国。在商机乍现的世道中，约场瓷窑应市而生。《惠阳县志》“建国前经济”云：“惠阳县历史上较有名的传统工业有纺织、陶瓷、冶铸、藤竹制品、采盐、造船业等。”“隋唐时期，惠阳县已有陶瓷制品生产，到了宋代，陶瓷生产已初具规模。清朝光绪二年（），在新圩约场开办了一家官营窑。”遗憾的是，我们始终未能查询到约场窑具有官办性质，并于年成立的原始记录。

今年5月，惠阳博物馆姚振雄、惠东政协特邀文史研究员钟土清、南宝东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馆馆长张旋等，曾率队前往新墟约场，对这座仅有的古窑址进行实地考察。我们总算是见识到了，在想象中被推断为纯粹以外销为主的，这座生产青花瓷的近代窑口。

洋务运动的表现特征是兴办实业。开设窑场，在资金投入、技术含量、人员数量、产量规模等方面，在当时当地均符合“具有规模”这一实业特征。约场窑制瓷虽非机械工业，但它是在洋务派官僚们提出“寓强于富”这一理念大背景下产生的地方实业，可视为洋务运动“催生”于淡水硕果仅存的遗址。约场窑随后在宕荡起伏的市场大潮中生存百年，不得不令我们赞叹这家“百年老店”的顽强求生能力。民国年间，陈士光所著《惠阳县调查报告》“建设”部分有：“土碗厂十二窑，工人约百二十余人，出品总值约三万。”其中应包含约场窑当年的数据。

淡水成为惠州府近代手工业发展较快，“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圩镇这一事实并非浪得虚名。虽史料不足，但我们断想淡水开设糖厂、织布厂等“实业”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被誉为晚清中兴四大臣之一的张之洞，是洋务运动后期代表人物。年，他在任两广总督时倡导新学，并创办广雅书局和广雅学堂。光绪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张之洞呈报清廷《筹设炼铁厂折》曰：“内地铁货出洋。以锅为大宗。其往新嘉坡。新旧金山等处。由佛山贩去者。约五十余万口。由汕头贩去者。约三十万口（惠州淡水贩去者。约二十万口）。由廉州运往越南者。约四万口。”此折无论是“汕头贩去者”，包括“惠州淡水”“约二十万口”，或者“惠州”单列，它都是明确的事实。当然，这“二十万口”铁锅仅为“出洋”商品，并未包括还存在的内销部分。铁锅生产需要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同时需视其规模大小，投入资金、技术、人数等大量生产资料。其中铁矿的就近采掘也是一项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重要环节。《惠阳县志》“矿产资源”中，“铁矿”条目讲道：“沿县东半部分布。除天光铁矿为小型外，其余皆为矿点或矿化点，其中天光铁矿、秋长铁矿曾经有小规模露天开采。”必须说明的是，《惠阳县志》的叙述，大约是“洋务运动”百年之后。早在宋代的《元丰九域志》中就有惠州采矿的记载，惠州采矿业历史悠久且矿物储藏量丰富，以淡水铁锅年产二十万口规模的铁矿石用量，当地是可以满足供应的。

《朝东华录》载：光绪二十一年（），上谕：“中国制造机器等局不下八九处。历年耗费不赀。一旦用兵。仍须向外洋采购军火。”

这等于诏告了洋务运动的寿终正寢。梳理当年的做法，如招商局开办企业时拨给官款，并规定在一定年份内按股金不等数款收回。又如官督商办企业，虽然吸收私人股金，但完全由官方主持，认股的商人对企业的管理没有任何发言权，一切权力都由官方指派的总办、帮办等人掌握。这类官僚经营措施非但缰化，而且无效，它只能说明在形式上做了这件事情。

三、动荡变局，世纪之交

1、兴学开智，人才摇篮

据《惠州城址变迁》“淡水古城”部分介绍：“清末的淡水镇具备行政、贸易、防御及教育等功能，城镇整体格局和风貌形成并延续至今。”也不尽然，仅二十世纪上半五十年内，淡水城便屡遭战争破坏和摧残。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日寇三次入侵淡水期间，前后多次轰炸、纵火，造成店铺民宅大面积烧毁，整座城池已成焦土。使惠州这座最具近代化特色的商贸之城，面目全非，城街格局大为缩减。

但历经十九世纪五十年的宕荡起伏中，时间停留在二十世纪的门坎上。我们看到的淡水，已由鱼盐为主的墟市，座实归善县“头平、二淡、三多祝”中第二把交椅的位置，成为拉动惠州近代商贸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

由于经济实力的增强，外来迁入人口的增加，淡水镇各方面的功能且待完善，尤其是本地教育办学问题显得更为紧迫。建庙宇是人员聚集的标志，建祠堂是宗族开基的标志，建学堂是经济崛起的标志。学堂建设不单是筹资事宜，在淡水这座具有典型乡绅传统之地，提到办学，非有影响力的乡绅名士不能为。

清季以来，淡水的办学轨迹为：康熙六十一年（），淡水曾添设义学，给私塾奖励纸笔。道光二十九年（），淡水秋长籍马来西亚华侨捐银千两，重扩建挺秀书院。直至淡水邓氏家族中出现了被誉为“铁笔御吏”的晚清名儒宿学，倡教兴学振铎乡邦的邓承修，淡水教育从此出现根本转机。

据年版《重修淡水邓氏族谱后跋》介绍：“吾族聚居淡水数百年于兹矣。族谱所载利生公于前清初叶，由惠州至大鹏城营盐业，旋迁至淡水，因落居焉。”道光二十一年（），邓承修出生，其家族已成淡水数一数二的大族巨室。邓承修受朝廷委派与法国使者力争，完成中越边境勘界重任。卸任朝官回乡后，先是主讲惠州丰湖书院，后又将毕生俸禄捐献筹办崇雅学堂，将生命最后三年时光留予故乡，回报乡梓。据《清史稿·邓承修传》载：“十四年，谢病归。主讲丰湖书院。读书养母。十七年。卒于惠州。”

《惠阳县志·大事记》之“清”有云：“光绪十五年（）四月，邓承修在淡水圩北帝庙侧创办崇雅书院。”当年五月，邓承修亲任崇雅书院山长，以“端学术。正人心”为要旨教人育才。辛亥革命及中国近代史中众多杰出人物，如郑士良、邓仲元、邓演达、叶挺等仁人志士，皆曾受教于此。为了办学，光绪十五年（），邓承修将始建于道光十六年（）的淡水文昌庙，即祭祀文武财神之地，改为崇雅书院。又据《惠阳淡水邓氏族谱》论述，邓氏一族从第四代开始，共出过11位县长，足见邓家对教育之重视。客观说来，崇雅中学因地利之便在培养优秀革命者的同时，便多地培养了本地的商业精英。教育为先、培育人才，令淡水商务变得推进速度持续不断。

据徐志达、吴定球、何志成著《惠州文化教育源流》中“清末归善县部分小学堂名录”介绍，年开办“淡水崇雅两等小学堂”，年又开办“淡水崇德初等小学堂”。其间淡水富家子弟远至省城广州、近往惠州、香港求学者不在少数。

崇雅教育也是佳话不绝。《惠州文化教育源流》“开启民智与教育救国”中，对邓演达父亲邓郁赞先生，这位“具有新思想的读书人”写道：“惠州淡水濒临南海毗邻港澳，是当时对外通商交往的口岸，欧风美雨纷纷由此登陆。邓镜人在淡水镇崇雅书院任职时，有机会接触到许多被翻译成中文的西方著作如亚当斯的《原富》（即《国富论》），达尔文的《物种由来》、《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卢梭的《民约论》（即《社会契约论》）以及孟德斯鸠的《法意》（即《法的精神》）等等。通过研读，他向往新学，信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此，他把大儿子昌明改名为演存，字竞生；第四子达明改名为演达，字择生。”

无论如何，此时的淡水已成近代惠州变革始发之地，而人才这一关键要素渐已具备，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已悄然地在这片土地上酝酿。

2、惊世之举,“庚子之役”

《中国商业史》“第十七节清季十年之对外贸易”：“兹将清季十年（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之海关贸易册：据上表，可知国外贸易，年盛一年，而输出土货之价值，绌于洋货八千数百万。输出品最重要者，为丝茶，丝之输出价值占总额百分之三十五分，茶则占百分之二十分。输入品以洋布鸦片为大宗，洋布占总额百分之三十七分，鸦片占十九分，即谓我国以丝易布，以茶易鸦片可也。以丝易布，是以生货易熟货，已不免相形见绌，以茶易鸦片，是以有益之名，易有害之品，其受祸更烈也。”

国无前途，民无生计，海外华人及租界华商圈，改良国体的呼声在世纪交替之季越发响亮。欧榘甲，归善县淡水人，康有为门生，清光绪二十三年（），先后任《知识报》、《时务报》笔政，撰文宣扬变法。

黑暗看不到尽头，自有舍身取义的仁人志士挺身而出。

清光绪二十六年（）6月，惠州爆发三洲田起义，史称“庚子惠州之役”。此役首次打出青天白日旗，起义总指挥便是惠州淡水人郑士良。郑士良（—），淡水镇人，出生于二代从事盐务稽查的当地望族家庭，光绪九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其家族与帮会多有来往的郑士良加入淡水三合会；光绪十四年（），由广州辍学返乡，在淡水开设药房，暗中联络会党,被推为淡水三合会首领；光绪二十年（）1月，与孙中山等人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会。光绪二十四年（），参与组织兴汉会。从辛亥先驱郑士良的基本履历来看，他长期以淡水家乡人脉为骨干，为起事成功做准备工作。

孙中山先生当时的看法是“广东惠、嘉、潮三府，”“其人民十居八九已入反清复明之会。”故将“引为知已”的郑土良，委以“郑士良为主将”的任命。可以说，三洲田起义内地筹划等前期工作，是郑士良在淡水圩开展的。又因清军对淡水派兵驻扎严防把守，起义队伍未能攻击淡水。

年春，孙中山在接受美国《展望》杂志采访时谈到“惠州庚子之役”时，震聋发馈地说道：“对于斗争的结局，我们毫不气馁，事实上恰好相反。因为起义表明，我们的人一旦获得适当的武装，并且作好大举的准备，就能轻易地打败清军。”黄兴事后云：“堂堂正正可称为革命者，首推庚子惠州之役。”孙先生又在《建国方略》中对“庚子惠州起义”对当时民众的影响评价道：“前后相较，差若天渊。”

清庭“尊王攘夷”不成，“洋务运动”失效。自甲午失败，庚子再败于洋人之后。垂老的帝国开始以“修宪”之名，派员出洋考察。

清光绪二十八年（）载振著《英轺日记》卷二“三月十八日（4月25日）”有录：“考香港华商之业。以南北行为大宗。承运南北货物。握往来之枢。近年设此栈者多至三百余家。非巨资不能立。或独资或合股。上者一二百万。中下亦八十万以上……谭乾初云。比年西人考察全球商务之盛。英之利华埠为第一。而香港次之。前数年之香港瞠乎居后。今则驾纽约金山而上之。英人保护开通二法。循环为用。历数年后。或并胜于利华埠未可知也。”

庚子之后，清廷背负了巨额赔款，导致预算有限，财政吃紧。光绪二十九年（）9月7日，清政府实施“新政”并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并颁布《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新政最大的成就是增加了经济自由。而新政的推行又导致税收的提高，使民众不堪重负。正因为新政的推行加深了百姓的苦难，各地掀起的暴动一浪高过一浪。

3、光复起义，东江率先

《惠州市志》“第二十三编对外经济贸易”之“第一节行政机构”论述：“年（清道光十八年），广东省外贸机构设粤海关监督署。下辖7个总囗，其中陆丰县乌坎总囗由惠州府负责。年（光绪二十八年），全省设14个商埠，在粤东设惠州、汕头两个商埠。民国年间，惠州为粤东主要通商口岸。”据《惠州市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二》“第九章其他古建筑”中，“妈湾关厂”介绍云：“该厂建于光绪二十五年（），是清朝政府九龙海关设立的三门关厂。此建筑为沱泞关场所建，作为当时海关的办公场所。”当时海关的主要职能，仅限于查验货物。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广东全年进出口货值为三千万海关两，到九十年代，增加到约八千万海关两左右，清末更是接近二亿海关两。

20世纪初叶，香港航运输出输入货物骤增，贸易迅速发展。年，港英政府年报开始刋登输入货物估计数字，输出货物因是转口，所以不登入年报。而国内因民族资本渐次兴起，催生即做本埠专营业务，兼做外埠代理业务，让一来一往的生意获利更为丰厚。

清末民初惠州囗岸澳头，已有“小香港”之称。作为惠州府乃至东江全流域进出口货物最大的口岸，成为连接香港、澳头、淡水、惠州海运陆路的首站。当时，它已成为革命党潜入东江内地，策动反清势力的重要通道。

据林典煌著《革命党人在惠州》“四、陈、严运械失事及审讯情形”云：“严于抵港后，接洽已妥，由姚君雨平派罗炽扬携带款项，会同陈甫仁及柳、严等，运械至惠州之澳头。抵境后，各用新闻纸将枪械包裹，陈、严两人先行登岸。防军以其剪发洋服，循例向之搜检，不意全属军器，一声喊起，即将两人扣留。”张友仁著《辛亥革命在东江》曰：“年3月中旬，严德明由香港运械至淡水澳头起岸，不料械船到达时，为清防军查获扣押，后来虽然逃脱，但清提督秦炳直把其弟严确廷拘捕，解省系狱。严德明不能再回惠州，其原来负责的东江革命工作，便交由陈炯明接替。陈当时在海丰师范学堂组织革命机关与香港同盟会有联系。”

年4月27日，同盟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史称“三·二九”或黄花岗起义。该起义是孙中山先生亲自策划，由黄兴统一指挥，同盟会长期准备的一次重要起义。黄兴在对革命党骨干进行四路同时发起进攻的分工后，明确陈炯明担任第四路指挥。任务是“陈炯明、胡毅生率民军及东江同志百余人，防截旗满界及占领归德、还北两城楼。”起事前，陈炯明和邓铿在香港，召集各地同盟会骨干成员部署起义事宜，陈被推举为总司令，邓被推举为参谋长。

邓铿（—），字仲元，粤东梅县人，幼年随经商父亲居住在淡水。年加入黄埔陆军小学学长，之后参加广东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淡水起义时邓铿是陈炯明的得力助手。苗致信著《惠州光复见闻》云：“辛亥武昌起义以后，广东革命党人继起响应。陈炯明、邓铿等十余人，于9月初陆续到惠州筹备进行武装起义。首先由邓铿（惠州淡水人）等在淡水发动当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百余人，围攻淡水警署，缴枪三十余支，子弹千余发。以后，参加起义的愈来愈众，两日间便成为一个大队，共五百余人。”随后队伍更加壮在，达三千人，革命军以此组成七个大队。

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并取得成功，建立了湖北军政府。起义的火焰迅速向全国扩展。11月1日，陈炯明与邓铿等自香港潜入淡水，秘密联络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攻占淡水警署，随后队伍迅速扩充，成为广东起义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

当年农历9月9日，这支队伍从淡水白坭塘出发，直至光复惠州，进驻省垣。

四、粤商设馆，淡商创会

淡水地区在民国年间为惠阳第二区，下辖澳头、万年、霞冲、桂岗、秋溪、长兴、长安、定南、圣堂、新圩、龙岗、坪山、坑梓十三个乡。查询《归善县志》“淡水”可知，清道光年间，它依属“偏于一隅”的鱼盐之地。但在二十世纪初，已属惠州境内“水浸缸瓦铺——盆满钵满”的生财之地。

1、商会设立，兴业旺市

据《广东省志·对外经济贸易志》“第一章建国前广东对外经济贸易”中，“第六节民国时期的对外经济贸易”载：“清代后期以来，广东进出口贸易仍然为洋人洋行所操纵控制。老洋行的规模大大扩充，实力不断增强，新洋行纷纷设立，贸易日益增加。例如自称‘洋行之王’的英国‘怡和洋行’，它经营范围，从进口贸易到保险、地产、轮船、码头，以至金融、铁路等等，形成一个庞大的怡和垄断集团。它控制了桐油、猪鬃、茴香、肉桂、生猪等的出口；又倾销着从机器、路矿器材、纺织品、木材、五金，一直到日用消费品，奢侈品……等进口物资，几乎无所不包。怡和洋行如此，其他老牌洋行也莫不扩充它们的势力，加之新洋行的纷纷设立，使广东进出口贸易直接受到它们的控制。”惠阳县之淡水因清末年间以来经贸的急速发展，至民国初年其经济实力已成气侯。

香港经济与内地市场，是淡水时刻紧盯的两头。

20世纪初叶，香港经济发展明显加快。年至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经济大体处于停顿或下降状态。西方国家经济受创，英国给予英联邦国家特惠税待遇。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本获得短暂的发展机遇期。据统计，年至年，粤省对外贸易连续两年出现“出超”，总值达万两白银的罕见现名。淡水也因未染战火而处于稳定发展当中，各地经营者在此能够获取更多的商机和利益。

清李伯元《南亭四话》“公局”条称：“广东各乡皆有公局。管理钱债、殴斗、口角等事。实操地方自治之权。无如绅董皆虎而冠者。遇事尤多武断。”这段话真实反映出广东晚清乡村社会的管理状况。清末全省各地出现粤商自治会等组织，以此保护其商业利益不受侵害。

据座落于惠州紫薇山的陈炯明史料馆陈设内容介绍：年陈炯明在广东政法学堂毕业后，回到海丰创办《海丰自治报》，并担任主笔。同年该报“本省大事”登有《英舰驶入东江警告》云：“英国兵轮驶入西江，搜查商船。骚扰商埠各节，叠据各处警告。已录登前报。兹接东江有人来函云，英国又于日前派鱼雷船驶入东江。在博罗一带水面往来游戈，遇有英旗轮船，即派舢板过船搜查，沿江商民，讶其无因而至，异常惶恐，请转至国权挽救会，粤商自治会，早筹和平挽救之策。某等忖思东江民气，素坚且悍，若不速行设法，使英轮退出，恐变生意外，实非地方之福。某等不胜激切待命之至云。因书之以为吾国民告，并以为吾大吏告焉。”

旧时商行、船帮，皆为游走江湖之辈，俗称“行帮”。又因货物多从水运而来，也称“商帮”。《清稗类钞》农商类“客帮”条云：“客商之携货远行者，咸以同乡或同业之关系结成团体，俗称客帮。有京帮、津帮、陕帮、山东帮、山西帮、宁帮、绍帮、广帮、川帮等称。”淡水商帮是粤商广府、潮汕、客家、雷州以及其它商帮当中，以客商为主的帮系。它遵循粤商：“商之为道，乘时趋利”；“经商信用万国”之道。数十年来，各路“外江佬”汇聚于此，艰难创业，逐至生意渐有起色。商会组织对内参与地方经济，对外开拓自已新的商圈。最终，他们其中一些实力雄厚者，抱团从淡水走出去，再次成为“外江佬”。

民国北洋时期，通过“官助商办”方式，政府对兴办实业，推行商业大力扶植，使民族工商业有了起色。年9月颁布《商会法》，同年11月发布《商会法实施细则》。各地原有的洋货商业公会，也随之更名。

惠州市博物馆“登记号”的藏品，即是民国年间“惠阳县商会职员证”铜质徽章。

商户有大小，商家有百货，利益受损，遇到侵害在动荡年代是件免不了的事。要在五方杂处风险重生的商界立稳脚根，从对立到协作，从竞争到联手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商会若能遮风挡雨，庇护保佐，商家才算“有瓦遮头”。

《惠阳文史资料》第四辑陈志期、古海生著《二十年代随笔》道：二十年代初，成立淡水镇商会，首任会长为富商陈史云，据说有他署名的商会票，可到钱庄兑换光洋。又据《淡水地区抗战前后社会各阶层概况》一文，其中“商业及商会”载：“二十年代中成立淡水商会，三百多家商店代表经过三次选举，选出陈史云为会长，陈史云是‘顺兴’的老板。”此次选举还通过选址“阿妈宫”附近，筹建商会大楼的决议。商会成立后，第一件事，即向淡水地方当局提出减税。

《淡水地区抗战前后社会各阶层概况》一文称：“由于淡水是惠阳县较富饶地区，统治当局除委派区长外，又派驻军队。在淡水镇，还有许多税收机关，税收名目繁多，有鱼税、盐税、烟税、酒税、糖税、商业税、印花税等等，把淡水人民剥削得喘不过气来。”

当年的商业自治会，远超人们现在的想像，不少商会有合法组织的商团武装。商团成员由商会所属店家店员担任，枪弹自备。做为“准军事化”组织，训练与行动则由商会统一指挥。其实在民国“弱势政府”的治理下，不少商会实力澎胀，能量远远迈出经商的圈子，而参与地方政治角斗当中。据说民国初年，惠州军阀杨坤如的军界沉浮往事，其中就曾有当地商会会长参与说项。

此外，建立灭火队，设立慈善堂等，也是当年商会必备之功。

排解纠纷、协调经营、振兴商业、繁荣市场，为当时的商会职能。我们从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东江流域“淡水商帮”的作为可看出，走出外地的“淡水商帮”，已非凭淡水籍贯为据，而是以区域名称为纽带形成的利益团体。

2、金融优势，掌握核心

二十世纪初以来，香港转口贸易和商业蓬勃发展，华人行商对使用押汇、支票和信用证的业务急聚增加。原有的“水客”、“地下汇兑庄”及中式银号、钱庄、当铺，其经营种类及其方式和效率，已不能满足委托人的需求，华资银行应运而生。自年，香港第一家经办华资业务的中华汇理银行营业后，年，华资控股的东亚银行成立，其业务遂渐向内地沿海区域发展。对内地贸易金融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淡水主要商家以经营进口大宗商品为主，手中又掌握金融服务业，从而收获商业成功。《淡水史话》第十辑载古海生著《淡水地区抗战前后社会各阶层概况》一文，其中“商业及商会”录有：“骏兴和智合，不仅是淡水两家经营油、糖、米、煤油等杂货的大商号，而且还是从事金融活动的商号，他们和广州、香港、新加坡、吉隆坡等地有通汇和通兑业务，在淡水接受汇款到上述地方提取，反之亦然；三十年代前，‘智合’还出过纸币在全县通行使用。”本地商埠具有对外办理“通汇和通兑业务”的能力，即便是大额款项的进出，商家也不必费时费事前往惠州或广州办理，它的商务价值可想而知，即提升服务信誉，也为客商节约了成本。

在三十年代，香港侨港惠阳商会于九龙弥敦道某座成立。其立会宗旨为：敦睦乡谊，联系海内外乡亲，建立贸易关系，兴学育才及服务社群。自然，商会成立的主要目的，还是强化跟家乡的联系，开拓更多的商机。

年10月，美国纽约华尔街证券交易所股市崩盘，随之引发银行挤兑风潮，使美国陷入险境。引发全球经济强烈震荡，致使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加剧了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而此时的淡水乃至广东全省，似乎与外部阴霾般的世界隔绝开来，经济走入向好阶段。

年1月，民国政府取消厘金制。年11月，国民政府颁布“新货币法令”，废止银本位，采取纸币制的币制改革，禁止白银流通。港币由此升值，淡水当地银行、钱庄乃至大商号大量持有港币，以供应外贸生意少受沖击。

《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志》“民国时期的对外经济贸易”曰：“陈济棠主粤时期，发展了一些较有规模的工业，如士敏土（水泥）厂、琉酸厂、电解厂、肥田料厂、制糖厂、造纸厂、丝织厂、棉织厂、毛织厂、酒精厂以及发展采矿业、筑铁路、修公路、建设黄埔港等。所需种种设备均赖进口，因而机器工具、五金制品、建筑材料水泥等，成为重要进口项目。”从中看出，这些进口设备材料需要使用大量外币，相应地金融服务业也扩大了规模。

3、生财有路，通达四方

年至年，是“南粤王”陈济棠主政广东时期。其“高度自治”施策之一就是广州为中心兴建公路交通网，规划由广州外延至全省各地。其中粤东的惠州淡水，在此阶段的公路布局已初步成网，加强与周边地区和府城、省城的交通联系。《惠阳县志·大事记》之“民国十九年（）”云：“9月，淡水至平湖、龙岗至新圩公路通车。”“民国二十二年（）”云：“东路公路局分处长李化继续修筑惠紫五路段。县内澳（头）淡（水）、淡（水）白（花）、平（山）淡（水）、平（山）平（潭）、多（竹）甲（子）、广（州）惠（州）、惠（州）淡（水）、新（墟）龙（岗），各路段陆续由民办筑成通车。”

一九二四年，淡水镇建成淡水河铁桥。随后淡澳（淡水澳头）、淡惠（淡水惠州）、淡平（淡水平山），淡龙（淡水龙岗），四淡公路的相继建成开通，标志着淡水已成为东江流域南部最主要的商品流通中心。

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在《竺可桢日记》中，叙及年2月27日由惠州赴香港道：“晴，晨闻告春莺，在惠阳初见木棉盛放……四点茶点后，由西湖酒店出发，初在惠樟公路，路极佳，次由惠淡公路，路稍差。粤省公路分为各段办理，极不一致。”

公路之外传统的水路运输，依然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据陈仁昌著《解放前淡水地区盐业梗概》之“（四）盐斤运输”中讲道：“河运盐斤的船商有几家，较知名的是德兴仔船家。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惠淡、淡澳、淡龙、淡平公路相继通车后，盐业运输主要靠车船担负，人工挑担则大大减少。”陈仁昌著《淡水地区渔业史浅谈》又谓：“当时航行于淡水——惠州之间的货船，最有名的是‘德兴’货轮。航行于澳头——香港之间较知名的亦是‘德兴’。”

五、东征淡水，胜利之役

1、淡水之役，东征首胜

清季乃至民国年间，惠阳县和英德、合浦并称为广东三大县份。淡水区地处惠阳南部，民国年间属惠阳第二区。淡水不失为中国近代史中广东籍名人荟萃之地，在此略过不叙。淡水能够引发战争，即证实其不仅在经济上地位重要，在战略中也属咽喉要地。

高勇著《奇袭淡水城东门哨所》道：“淡水是惠州外围沿海的战略要点，历来成为兵家争夺要地。淡水离惠州四十八公里，离大亚湾及澳头镇十多公里。淡水城人口有一万多，水路可通北至惠州，西至广州，东至惠东，南至大亚湾澳头港。陆路更是四通八达，商业发达。由于是政治、经济、军事重镇，淡水周围筑高三至四米，厚三十至四十公分极为坚固的城墙，故旧称为淡水城。”年春，陈炯明曾亲自到淡水“视察”防务。《惠阳县志·大事记》载：“民国十四年（）”：“2～10月，因军阀陈炯明部杨坤如盘踞惠州，县府设在淡水。”不可忽视的是，陈炯明原统辖的“粤军”部属，亦有不少是其“循军”班底，即淡水起义身经战火的部下。要与这些守城之敌血战，无疑是场殊死之搏。

据《当代中国人物传记—叶剑英传》“第五章东征之役”中，对年2月10日发生的“淡水之战”有此记载：“为了攻打淡水，叶剑英带领参谋人员对敌进行了详细侦察……他发现，淡水城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城垣系泥土筑成，又高又厚，有上中下三层射击孔。敌军为了防备粤军夜间攻击，在城墙高处装有照明设备。城之四周为洼地，近郊为土山，地势十分险要。”“几十年后，叶剑英回忆说：‘淡水一仗打得很苦。’他和周恩来偶尔谈起淡水之战，谈起蒋介石、王柏龄的仓皇窘态，不由发笑。”

据邹金城《周恩来与东征淡惠两城之役》讲叙：“2月初，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身份参与领导东征军第一次东征……并在每个出征将士胸前所配符号的背面印着‘爱国家、爱人民、不贪财、不怕死’字样，鼓励部队士气。”“15日拂晓，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奋勇队员奋不顾身逼近城墙，敌军炮火猛烈拼死抵抗。共产党人刘畴西驾云梯爬城先登，左臂被打断仍不下火线，李青头部负伤，自已用毛巾裏着血头奋勇攀登，蔡光举中弹穿腹，壮烈牺牲……苏联顾问罗加觉夫目睹东征军英勇杀敌的情景，十分感动，赞誉他们的英勇表现，可‘与苏联红军相媲美。’”

据《广东革命史辞典》中“淡水大捷”介绍：“敌军陈炯明部三千多人集结惠阳淡水，据城而守。14日，东征军抵达淡水附近，部署由军校教导团（两个团）攻城之东南面，粤军第二师攻城之西北面，粤军第七旅攻城之东北面……此战俘敌千余人，缴枪千余支，为第一次东征的首次大捷。”年2月15日，东征军攻克淡水城，16日东征军参谋长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率部进驻设于崇雅书院的东征军指挥机关。周恩来主任的办公室及居室，就在书院二楼。《惠阳县志》“淡水大捷”载：“东征联军淡水大捷后，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令粤军第八旅长杨锦龙调拔部队留驻淡水。在淡水设立了粤军总部行营，委任叶雄夏为行营主任，总理军民政务。”

据陈志期、古海生著《百年风雨话沧桑》介绍，“淡水之役”中，东征军着装整齐、颈系红巾，高呼“打倒陈炯明，广东得太平”的口号，历经十天艰难奋战，终于夺取淡水城。随后：“周恩来在淡水召开两次会议，一次是在淡水商会召开，淡水商会于一九二一年成立，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商会成员及商人代表。周恩来同志向与会者揭露陈炯明的反叛罪行外，并向商会提出筹粮筹款、支援东征军。”

就在此时，卧病于北京的孙中山先生，收到淡水前线的报捷甚感欣慰。即命汪精卫复电嘉勉云：“接铣（16日）午淡水捷电：逐句禀告总理。不胜欣慰。并谕代电奖勉各将士。努力杀贼。以期三民主义实行。汪兆铭哿（20日）”。

2、民众唤醒，觉悟先声

清康熙十三年（）六月，淡水甘秀、钟世亮发动千人抗租，后被知县连国柱镇压。

岁月荏冉，淡水士民对于压迫与不平富于反抗精神的传统一刻未变。从庚子首义，到辛亥光复；从东征首捷，到东纵抗敌。在这片热土上豪杰称雄，英烈取义。它不仅诞生了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的叶挺，东江纵队的主要领导人曾生，还诞生了杰出的女性高恬波、廖似光，他们前扑后继未曾停息。

《周恩来与东征淡惠两城之役》介绍东征淡水之役期间，“淡水地区工农群众纷纷支前，东征军所到之处，老百姓沿途供应茶水，连夜磨谷、杀猪供应部队”。淡水攻城胜利后，民众觉醒更为明显。年4月，在叶文匡任党小组的基础上，中共惠阳秋溪支部在挺秀书院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惠州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基层组织。

陈志期、古海生《东征军到达淡水前后》一文道：“‘东征军’到达淡水后进一步推动了淡水革命形势的发展，此后各阶层的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许多村成立了农会，镇内成立了许多工会，如店员工会、车衣工会、茶楼工会、理发工会等。农会人数比较多而声势较大。除望牛岗外，还有周田、莲塘面、土湖、塘尾等村都成立了农会。农会成立后，提出了减租减息的要求，有些农会还强行减租。”

《惠阳县志》“惠阳县农民自卫军”一节道：“年2月，中共广东区委为配合广东革命政府东征，打倒陈炯明，统一广东。抽调了原惠阳籍的一批中共党员，以惠阳为中心发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武装。全县农民自卫军先在鸭仔步、平山、淡水、多祝、白芒花等区开始从乡到区组织起来……有组织地反对军阀苛捐摧残，帮助省港罢工，拦截杨坤如部（陈炯明驻惠州的部队）在惠阳澳头一带偷运粮食供给香港。并组织武装直接参加了两次东征，配合东征军攻克淡水、惠州两城。”

《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三卷，魏鉴贤作《沙鱼涌之战》叙说省港大罢工期间的一场战斗：“年8月上旬，驻在宝安沙头角执行封锁香港任务的铁甲车队，得悉惠州淡水方面梁鸿楷部余人向沙鱼涌港口移动，企图攻占沙鱼涌港口，掩护奸商货物从这个港口运行香港，从中得利，破坏封锁政策。

驻在沙鱼涌港的工人纠察队只有第一大队的一个小队，人数28人，步枪数支，每枪配弹只有20发，除担任巡逻任务外，难以应付匪徒的攻击。

铁甲车队周士第队长得悉上述情况后，乃于8月某日亲自率领一排兵力于当天下午到达沙鱼涌加强防务。”

《惠阳县志》“大事记”年份载：“5月1日中午12时，由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驻淡水办事处和淡水各团体共同发起，在淡水圩内谭公庙前空地，举行纪念‘五一’集会，共有0多人参加了这一有史以来首次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活动。”

六、淡水河畔，兴旺之城

据《广东省惠阳地区地名志》中“淡水镇”载：“清乾隆初年，这里已形成较大的集镇，改称淡水圩，并设有‘司署’等行政机构和盐大使。据《归善县志》记载：‘乾隆三十六年（年），淡水每年应收正额盐包，每包斤，经淡水河运出供应东江各地。’可见当时盐商贸易已相当繁荣。鸦片战争后，这里又成为惠阳和香港贸易进出口之地，商业贸易发展较快，形成‘猪行街’、‘大鱼街’、‘床笼街’、‘米街’等商品交换专业街道，有头‘平’（平山）二‘淡’（淡水）三多祝的称谓。”

1、商贸业大，营销可观

“淡水数百家商店中，较大的有一、二十家，较知名处如经营汇兑、货仓、代理英国亚细亚公司煤油等进口货物的骏兴；经营汇兑、油糖、米豆批发兼零售的古智全；经营苏杭布匹的顺兴、谦成、大成、成安；经营五金钢材的裕泰；经营批发的荣栈；经营海味咸杂的成大；经营中西药材的人和堂、德济堂、大德堂；还有祥兴烟庄等。在茶楼酒馆中，最大的有珍合、伦合两家，从早到晚整日开市。海鲜、菜肴、包点式样多种，每逢中秋佳节还精制月饼。”

《惠阳文史资料》第四辑陈志期、古海生著《二十年代随笔》载：“淡水镇商店行业齐全，经营苏杭布匹、海味鱼虾、食品酱料、中西药材、鲜果、肉类烧腊、木材、钢铁、砖瓦、缸罐、五金杂件、汇兑货栈、茶楼、酒楼、客栈等，应有尽有，兴旺繁荣。”

据《淡水史话》第四辑记载，抗战前，仅万余人口的淡水镇就有商店五百家，摊挡两百家，其中客栈与饭店食肆占其大半。建于民国初年的淡水广义会馆，便是各地商贾汇集洽谈商务，或呼朋引类开私火局唱粤曲。严艺超作《走近淡水八景》之“蟹形不再留会馆”道：“广义会馆的由来如今只有古稀之年的老者才知道了……早在清道光年间，已成为贸易集镇的淡水墟来了一群‘下四府人’（惠州以外的广府人），和淡水人一起经营杂货生意。”

淡水流通港币，港币升值淡水赚到。国币贬值，此处货物依旧分销各地，淡水不亏。此时的淡水商帮已不全靠“赌命”，求得“发财路数”了。虽有垄断、专卖等经营方式，但尚属合法经营。“秤砣虽小，能压千金。”淡水商帮经营的平码商品，大多是国内无生产能力或紧缺商品，因其技术含量高，故利润最大。

虽说世道艰难，揾食不易。做生意“少个蹦都唔得”。淡水却“开气之先”，从淡港两地走货，而博得十一之利，从未间断。

2、市井繁荣，浮华如梦

年初，淡水区制订出台《淡水老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详细规划》。根据规划，淡水老城历史文化街区（与前文和后文“淡水老城区”）。据了解，淡水老城区有历史街道72条，历史建筑栋。包括“伊臣”——当时淡水最大盐商商铺；“卢彬记”——曾为淡水首富商铺；伦合楼、益新楼、美达楼、珍合楼——四大茶楼。

严艺超作《珍合楼·大鱼街上的百年酒家》有此记载：“据老人们的口述：上个世纪20年代之前珍合楼便已建成，其第一住主人叫高斌，大家都叫他高亚斌，相传是一位很有魅力且精明的商人。”“据说，那时的老人们大清早就提着鸟笼相约在酒楼。高谈声、吆喝声、碗筷声、鸟啼声、楼上那是真热闹。”“珍合楼能摆下50多桌，但总有人占不到位。”

《二十年代随笔》又道：“二十年代时期淡水有发电厂，商店大街安有电灯，有人组织过放映幻灯片及电影片，但广大群众却喜欢看粤剧，淡水镇、龙岗、澳头、坪山等地，每年都有粤剧演出，而淡水演出最多。除演出神功戏外（即打醮演出），还聘请省、港名班演出。二十年代，白驹荣、白玉堂、肖丽章等名演员都在淡水演出过，演出多在晒鱼坪、祖庙、水浸王三个地方进行。”

淡水城水巷街有“招安旅店”、“安泰旅店”、“邓平旅店”。德胜街有“广德济”药行，广义街有“广义会馆”。书店也有“怡兴”、“四兴”、“群芳阁”、“淡水书局”。从商家阅读的“行情纸”，到每日必读的“新闻纸”应有尽有。甚至医务人员比例，医疗设施的配置均等公共卫生管理程度，均高于内地。其中包括“基督教圣公会”、“两广浸信东江联会”、“耶稣宝血会”等设有教育、医疗单位的传教机构。

俗语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淡水有谚曰：人上百，样样有。烟馆、赌场、妓院，此三害则聚于宝馆街。宝馆街一带黄赌毒俱全。邓秀芳《抗战爆发前后的淡水生活读书会》有此记录：“那时，淡水镇嫖、赌、饮、吹（即抽鸦片烟）等恶习很流行，有一条叫做宝馆街，全是赌博和卖小吃的；一条打石街，除了几家打石店外，还开了许多老妓馆；至于大烟馆，则遍布小街小巷。”。

艇妇操舟，横水渡河。

淡水河岸上的街景一派浮华世相。市面上时髦货物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虽比香港摩登迟点，即比惠州新潮早些。豪强富户们茶楼听曲，戏台观剧满堂落坐。虽说“民国万税”，以“铲地皮”似的百般搜刮，也挡不住淡水阔佬们“叹世界”的亨受欲望。

由于商业的快速发展，东江流域及粤东各县商家大多在淡水已设铺开店购进售出，或建有会馆。其间外省、港澳、海外客商也包括在内。各地劳工聚集于此，寻找生计。此时淡水流动人口急增，已成为典型的移民圩镇。

3、聚财澳头，盛名不虚

澳头至今保留妈庙洋楼“一条街”，在沿海一隅的清凉之地，有如望见沙漠中的绿洲，这洋味十足的背后，贮藏着昔日繁华与市井喧嚣。而对于今天的好奇者而言，它得确是难解的谜团。

据称妈庙约在多年前，由福建李姓等在此落户。由徐志达先主编的《惠州文征》，录有年《桅灯汇辑》第10期，抗战期间日军登陆大亚湾前，由时任大亚湾警备处主任的陈慎荣所作《湃亚士湾概况》（即今大亚湾）据《湃亚士湾概况》言时下的澳头道：“查澳头现有店铺约百家，皆依山临海，隘陋异常。”淡澳河由北向南，在淡澳河旁的妈庙村原为盐仓之地。香港开埠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商贸的递增澳头渐渐兴起。至民国初年，因其富庶之故，澳头这座“小香港”。至今坊间依流传当年妈庙高调与黄鱼涌比较的说辞：“妈庙着长衫多过黄鱼涌穿蓑衣；妈庙金戒指多过黄鱼涌门脚垫；妈庙长枪多过黄鱼涌扫笤”。

《广东省惠阳地区地名志》“澳头镇”云：“自民国后，随着淡（水）澳（头）公路遂步开通，渡头河道淤塞，盐步头河港消失，海上交通运输和鱼盐集散地才逐步转移到澳头。”

上世纪初，一批“见过世面，喝过咸水”的澳头人衣锦还乡。他们花费重金，将钢精、水泥、瓷砖、浴缸清一色的舶来品一船船运家乡，在此建成罗马圆柱、雕花彩窗、瓷瓶栏杆外观靓丽的小洋楼，随着十多栋欧式洋楼连片成街，它成为澳头特殊一景，与乡下的碉楼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内心情不自禁地感叹道，若不是日军侵华期间对淡水人民犯下的深重罪孽，今天的淡水或比今天的澳头，留下的洋楼更多。

澳头妈庙当年楼内电灯、电话、电扇一应具全或也未可知。其中洋楼“竹林堂”款铭为“民国廿二年九月秋建。”时在年，它不会最早，也不应是最晚建成的洋楼。日军大亚湾登陆期间，曾被日军占据，富豪、官绅的洋楼豪宅，成为昔日富甲一方的见证。

据民国《统计月报》年第3卷第1期“交通事业部分”载：“淡澳路，由淡水至澳头，长二十二里，由裕成公司行车，该公司设于淡水大南门，有客车二辆，货车六辆，运输鱼盐为多。”年日本印刷的《广东香港明细地图》中，便注有“澳头港”。民国年间，德兴轮还由此定时往返于港澳之间。

澳头实因港口而兴，可惜这方面的史料仅见零星。

虽然大多数妈庙原居民于抗战前后，已移居香港及海外。但在解放初期土改复查中，衰落中的妈庙村，仍评出十名地主。可见，当地老人家所言，“妈庙是出富人，住富人的地头”乃是与史有据。

《论语》曰：“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繁荣背后，底层民众的日子大多于水深火热中煎熬。陈仁昌著《解放前淡水地区盐业梗概》之“四、盐民负税及受多层盘剥”中有此描述：“我家在黄鱼冲，世代盐农并举，三年中轮耕一次祖父遗下的盐田，两次租耕地主（漏盐田），全家9口，4个主劳2个副劳，收沙、担沙粪时全家出动，虽终年劳碌，亦不得温饱。一年到头，两稀一乾，辅以地瓜、芋头、菜蔬。如遇饥荒还要吃树叶、海草，只有春节、冬至、端阳节才能吃上一顿猪肉。每年添不上一套新衣服，全家只有三床破棉被，度日如年。比我家更惨者有之，有的债台高筑，有的卖儿卖女，有的家破人亡，更是苦不堪言。”

七、全民动员，战时经济

甲午战败、庚子赔款、日俄交战等近五十年来历次对外战争，中国均以战败面目示人。进入抗战以来，广大民众的爱国意识已被遂渐唤醒，但由于国力差距巨大耗损日多，此时的中国，已历经数年的顽强抵抗与痛苦煎熬。

1、财经自救，物资管制

谭力浠朱生灿编著《惠州史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部分”引述年11月出版《新广东》其中“东江各地商业衰落状况”道：“东江惠州各属，地居本省东北，南临大海，北负赣南，地方出产向以竹、木、纸、茶、冬菇、盐、海味等为最大宗，在昔每年出产数达千万，各县人民生活均赖此得以维持。自经济崩溃，农村破产后，商业更为一落千丈，以最繁荣的老隆、惠州两地，向为东江商务之枢纽，而今日竟变为一萧条冷落之场所，各县城市更出现一种不景气象……东江各地因此致亏折倒闭者，不下五、六百家。商业交易，欲得数百元现金周转，亦极困难，如继续下去，不但商务从此告绝，而且人民计亦不知惨至如何田地云。”年，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暂时缓解了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矛盾。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创历史最高记录。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发售“国防公债”、“救国公债”，并喊出“军人以铁血抗日，民众以捐钱抗战”的口号。

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将平时经济体制向战时经济体制转轨，对金融、贸易、物价、物资、工业等实行全面经济统制。通过颁布《非常时期安全金融办法》，设立中、工、交、农四行办事总处（简称“四联总处”）；成立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的贸易调整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实行民制、官收、官运、官方专卖政策与统购统销政策；集中全国财力保障抗战需要，形成中央税权高度集中的战时财税体系。

年3月12日，民国政府公布《购买外汇请核办法》，规定自14日起，停止无限制供给外汇，外汇出售只有中央银行及香港通讯处方可办理，使外汇流通进一步收紧。而外贸生意需要大量外汇，导至洋货更为紧俏。自年港英政府宣布东藩汇理银行发行钞票以来，港币的币值在日军大亚湾登陆后达到又一个高峰。这与三年后日军攻占香港的港币贬值，形成鲜明对比。日军侵占香港前夕，银行总数已达40多家，外汇、保险等金融业一片繁荣。

年3月，《国家总动员法》颁布实施。其中规定：“政府于必要时得对国家总动员物资及民生日用品之交易价格、数量加以管制。”民国政府除对茶叶、桐油、猪鬃、生丝等重要物资管制外，还对盐、糖、火柴和烟类四项日用必需品实行专卖。

据廖伯腾、张焕棠著《惠州工商史话》之“老惠州的私营进出口业”所称：“惠州较早较大宗的经营进口洋货的商品是平码行，主要经销电油、煤油（火水）、洋腊、沥青、面粉、洋纱（棉纱）、肥田粉以及汽车内外胎等……经营的主要商品也都是进口商品，那时市民惯称呼百货店为洋货店。”

由于经济类型的属性所决定，抗战以来的淡水及惠州，始终处于民国政府战时经济统制和管制的前沿地区。东江人民在艰苦而又艰难的抗战年代，顶着失去家园的痛楚和“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这类“亡国论”的压力，甘冒危险、坚持斗争，依然满怀信念，为抗战前线输送必要物资。

2、香港中立，战火暂息

《香港简史（—）》“第五章日本占领前后”之“第一节战前社会概括”之“二、战火中的‘世外桃源’”谓：“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和香港邻近的地区。这时，港英政府通过《紧急条例》，宣布对中日战争保持中立；而侵华日军亦电告港英政府和驻港英军司令，说明日军的推进是‘有限度的’，表示不会进攻香港。当战火燃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以及南海之滨的时候，香港成了一个‘世外桃源’。”“上海、广州等地的大批企业家将资金、设备迁到香港，为当地工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据统计资料显示，这使香港工厂数目增加了一倍多。虽然战争损害了香港对外贸易和航运业，但工业却得发展，加上大批难民拥入，商业也随之兴旺，市面更加繁荣。”

《近代粤商与社会经济》一书“对香港的展拓”论及：“抗战前期，由于香港置身于战争之外，地位‘稳固而保险’，遂成为内地资本大迁徙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年10月，广州等地沦陷，粤商大批逃港，其规模宏大，涉及面宽广，包括机械、织造、小五金、制药、火柴、抽纱、制漆、电筒、电池、食品、金融、餐旅、炮竹、草席、印刷等诸多方面。这种情况，促使香港华资经济‘大见蓬勃’，各业经营‘异常发达’。”

《广东省志·对外经贸志》“第一章建国前广东对外经济贸易”之“第六节民国时期的对外经济贸易”中提道：“英国在抗战前一直是广东外贸的第二贸易伙伴。”“香港，鸦片战争后为英国占据，并辟为自由港，成为东南亚、东北亚贸易的重要转口口岸，由于当时黄埔港尚未建成，广东进出口商品绝大部分经香港出售或购进，或由其转口输出或输入，广东对香港输出入总量和总值几乎占全省一半左右。年出口值万元，占全省出口总值47.86%。实际上，广东对香港的贸易，如同埠际贸易。因此，香港市场的波动，直接影响广东进出口货物的价格。”

“免税商港”与“埠际贸易”的利好，让淡水像华南地区为数不多的经济“孤岛”那样，依然“享受”着战前片刻的宁静与繁荣。

日军大亚湾登陆前夕，由于广东大批工业厂家迁往香港，致使香港成为华南地区工商制造业中心。而五口通商的口岸广州、上海等地陆续沦陷，香港成为商品货物进出口的主要港口，接近香港这一即是制造中心，又是主要港口最为便利的惠州，在日军登陆大亚湾前后，也就成了东南沿海进口商品的主要通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若此时约场窑瓷器依旧出口香港，它也象征性地成为了中国唯一出口陶瓷商品的窑口。抗战期间约场窑瓷器销路阻塞，货币贬值、瓷价低贱，窑户大多惨淡经营或停产转产，另谋生路。

3、咽喉澳头，通道乍现

抗战时期，日本封锁中国沿海，澳头、淡水、惠阳、老隆成为华南沿海唯一国际通道。

一九三八年春，作家杨朔为广州《救亡日报》写了篇《木棉花》的稿件，其中叙述有广九路旅客的对白：“现在说起来，粤汉铁路的国防性简直太大了！”“它可以比做一个人的喉管，有了它，这个人才能呼吸，四肢才能活泼有力，才能还击敌人的打击！不过粤汉路并不是一条健全通暢的呼吸管，反而是在可怕的腐烂着”。“粤汉路于今正忙着军运，商家的货品堆积得象山，很不容易弄到车皮装运。其实车皮不是没有，只是少罢了。于是商家为了抢先装运自己的货物便不惜对车站负责人行使贿赂。”

年至年，广九铁路中断运营。年8月15日，广九铁路重新运营。当广九铁路这条大动脉被日军切断后，淡澳惠势必将承担广九铁路可分解的部分输送功能。

《湃亚士湾概况》（即今大亚湾）其中“湃亚士湾形势与交通”曰：“若言沿海之交通，假以澳头为中心，则由澳头至淡水，公路二十五里。一由淡水至惠州，公路八十里……而海道交通：由澳头至大鹏港十八海里，至香港五十海里……其商贾之往来，均以帆船运输，前时曾有一小轮行走澳头、香港，及公路开辟，乘车便利，此小轮已淘汰矣。近日有一汽船，往来澳头、大鹏港、平海港口各处，则比较帆船快捷，交通较为便利也。澳头有无线电台、港口有天线电站，可通广州、香港，此属军用。而电话交通，则由澳头至淡水、惠州及霞涌、大鹏、稔山、平海、港口各处，均已设有专线矣。”“六、湃亚士湾设备与将来”部分提及：“夫澳头港、居港之中，亦为湾之内港，有虎头山作门户，三面环山，紧接淡水，实为东江之咽喉。”“七、赘言”曰：“盖沿湾形势，前临大航线，后接通东江各属，又与香港毗连，其商务之关系，海防之重要，皆与国际连带，外人久已垂涎。”

淡澳通道在日军大亚湾登陆后，年10月至年12月，短短三年又二个月中，成为中国唯一的海上国际运输线。

八、日寇三劫，淡水之殇

1、惨遭荼炭，残城悲声

《惠阳县志·大事记》之“民国二十七年（）”云：“10月12日凌晨，日军4万余人在大亚湾登陆。13日，进占淡水、永湖、镇隆、陈江。15日，惠州守军与敌激战数小时溃退，日军第一次进占惠州城，大肆烧杀。12月7日，退出惠州。”

陈训廷主编《惠州抗日战争历史编年》，主要收录以香港《申报》、《大公报》有关淡水消息的报道：年10月11日，敌机一O四架分十四批，炸本省各地。在澳头落二百余弹，惠州六弹，东莞、乐昌、增城、佛山、三水铁桥附近，均有落弹。10月13日，淡水被敌机狂炸两日，投下燃烧弹无数后，竟日焚烧，今晨仍未熄火，全墟已成焦土。十三日下午，敌买奸领路，绕道入淡水，我军迎头痛击，一度将敌击退。10月18日，淡水方面，敌只图牵制我军，人数不多，连日搜索我遗留壮丁，将淡水公共体育场扩充为飞行场，日夜兴工不得休息，敌临工极严。年10月14日，广州《救亡日报》刊载：“12日，大亚湾登陆之敌兵三千余人，在霞涌与我军发生激战，自晨迄暮，战况猛烈。当晚8时余，敌舰三十余艘，航空母舰一艘，敌兵数千人，橡皮艇百条艘，分别向我惠阳属之澳头、霞涌、东涌、虎头门、坪山、稔山、淡水等地猛犯。龙岗、淡水、稔山、霞涌战事最为剧烈。”香港《申报》分析日军华南登陆的目的之一：“为截断粤汉铁路，使中国与香港隔离，致军火不能进口，货物不能出口。”

邹金城作《日寇在惠阳制造的几大惨案》一文，讲述“淡水惨案”谓：“年10月12日晨，日寇在大亚湾登陆后，便派飞机10余架次空袭淡水，而且竟以民宅、商铺、学校为目标。淡水城内杂货街、下鱼街、三盛街、灯笼街、横头街、大和街等6条街道上繁荣商铺均遭到轰炸，由于敌机投下大量燃烧弹，致使数百间店铺着火燃烧，死伤余人，一时黑云盖城，尸横废墟，瓦砾成山，满目疮痍。仅东门梁屋和新围仔屋被炸死的就有多人，其中何达记一家共有10余人被炸死。翌晨，淡水沦陷。”

有知情者就日军第一次侵占淡水道：“淡水商人百分之十破了产，‘智合’、‘骏兴’、‘谦成’几至万劫不复之地，其他的中小商号就可想而知了。”

《惠阳文史资料》第四辑杨浩《惠阳公路今昔》曰：“年10月，日本侵略军从大亚湾登陆，惠淡首当其冲，淡水不保，惠州沦陷，惠州东新桥、淡水铁桥被炸，整个惠阳交通顿时瘫痪。侵略者为了巩固敌占区，到处强迫百姓抢修公路、桥梁，藉以掠夺物资，运送兵员军需。”

陈志期、古海生《百年风雨话沧桑》道：“淡水镇陷落后……还有些败类如罗贤、曾庚则任（淡水维持会）副会长。他们跟随日寇抢劫财物，自已也从中捞一把。淡水镇十室九空，许多商店货物被搬走，许多居民财产被抢光。”

2、奋起抗敌，打响一枪

据惠州市档案局（馆）编《惠州历史上的第一》之“华南抗日第一枪”介绍：“年10月12日凌晨4时左右，侵略华南日军首次在大亚湾海面集结两个师团和一个先遣队共约人，分左翼、右翼和中路，分别从大亚湾的霞涌墟、岩前涌、盐灶背南岸、碧甲玻璃沙厂北面海岸等地登陆。侵略军的铁蹄踏上惠州土地，立即遭到惠州军民的英勇狙击。在大亚湾的新桥，惠州军民打响了华南抗日的第一枪。”“新桥是大亚湾通往惠阳重镇淡水的必经之路，当时防守新桥的是国民政府第四五一旅罗懋勋团某营凌云连一个排的士兵，以及万年乡抗敌后援会黄金宝、黄柯槐、刘玉仙、陈永等数十人。”

惠阳是广东国防前线。据史料记载，当时戌守惠州、平山、淡水和大亚湾沿海地带的，是国民党师下辖两个旅。何联芳旅守备惠、平、淡澳。该旅罗樊勋团团部和两个营，驻守淡水一带。10月11日晚，当守军发现海面出现是军舰船，才逐级报告。当报告上达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时，电译误将大亚湾写成大鹏湾，造成重大失误，以致余汉谋得到的作战命令南辕北辙。当时正值“双十”节，军官大都放假休息，有些驻守军官甚至到广州、香港游玩。以至事件发生后，粤港多家影院放映突然中断，银幕打出“师官兵迅即归队”字样。

蒋介石曾言：“战端一旦开启，人无分东西，地不分南北，皆有抗战守土之责。”而事实上，由于民国政府的失策，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的当日，淡水城便已沦陷。

据相关文史材料称，日军作战计划为：在大亚湾实施登陆后，一个月内攻占广州。没想到只用一周时间，就完成了攻占广州的计划。

3、连遭国难，香港沦陷

年9月30日《大公报》刋登吾零《略谈淡水妇女》云：“原因是日人为扰乱华军唯一的交通命脉，每一二日必来轰炸。居民在警报中过活，天一发白便向城外村落躲避，下午二三时才回得来，开始各种工作或买卖，城中一天有大半天是空的。尤其是妇女为照料家庭及小孩，更没有空顾及旁的。”年2月2日，《大公报》刋登篷舟《踏沙行·淡惠途中》曰：“淡水已炸成瓦砾场，日机仍不松手。当我们在淡水时，三架日机又来丢了八九个弹。”

据《惠阳县志·大事记》之“民国30年（）”记载：“2月4日晨7时，日寇0余人，从澳头小桂登陆……日军侵占淡水后，截断粤港韶（关）国际交通线，淡水被劫进口物资一大批。”当时《中山日报》就年2月日军再次入侵淡水期间，对该处商家进出口物资所遭受洗劫的具体数量的报道写道：“汽油罐、火水1罐、棉纱0条、棉布吨、汽车65辆、炸药公斤、火柴箱、轮胎0个；出口的桐油罐、盐吨、钨矿2吨、锑罐、烟草0市斤、茶叶0箱。”由此可见当时这条通道上，进出口贸易规模之大。

邓秀芳《淡水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之“淡水第二次沦陷期间”写道：“年至年，淡水镇成为香港进口的重要交通枢纽。广东内地至大后方的一些省份，物资的进出口多数都经过这里。出口的主要是土产、矿产，如钨矿、木油、土纸、中药等；进口主要是棉纱、汽车轮胎、机器、汽油、西药等。这期间，各地商人，挑担的苦力者，云集淡水镇。搞运输的公司多如牛毛，淡水镇一时热闹起来。”“日军为了切断这条交通线，经常派飞机前来轰炸扫射。虽然给炸死了不少人，烧了不少物资。但商人有利可图，搬运工人有活可干，小商贩有生意可做，都不愿离开。每次飞机来了就疏散躲一躲，飞机走了，照常运输，照常做生意。无形中变成了一条打不烂的运输线。经过两年的斗争，日军看不能达到目的，于是在年2月，再次派兵侵占淡水镇。”

年2月，日军在淡水屠杀民众，制造了“墩头围村惨案”。年6月，日军在淡水再次集体屠杀民众，制造了“横排浪惨案”。

年4月4日，淡水城惨遭日军空袭，多处被炸毀，人口伤亡无数。年1月12日，日军强侵淡水城并扎住至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被日军侵占历时8月之久。

显而易见，日军大亚湾登陆地点的选择是经过周密推演和慎密筹划的。其中就包括切断或摧毁中国华南这条由澳头、淡水、惠州转内地的战略物资输入大动脉。事实上，日军无论是占领前还是撤出后，都在对澳头、淡水、惠州等重要地点，实施不间断的袭扰和轰炸，直至再次占领或战争结束。

年，抗战进入更为艰难时期，物资短缺，奸商囤货已求大发国难财者有之。国内在战争破坏、自然灾害、经济衰退等巨大困难下，社会经济临近崩溃边缘。日军此时加大侵略强度，意在摧毁地方经济，迫使人民屈服。

《香港简史（—）》“第五章日本占领前后”云：“年12月2日，日本军部发出攻占香港的密令。12月8日清晨4时，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发出命令：‘攻击香港。’12月28日，日军苦战二十天后，举行入城仪式，开始了对香港三年又八个月的占领及殖民统治。”日军于珍珠港事件爆发的第二天，发动对香港的进攻，在占领后的港岛轩尼诗道举行占领香港入城仪式。并将香港改称具有殖民色彩的名称“香岛”。

九、红色基因，中流砥柱

1、保界安民，寸土必守

古海生作《回忆在淡水人民行政委员会时的严尚民》写道：“严尚民年春，由淡水人民行政委员会主任改任区长。”“淡水人民行政委员会的成立，它是东江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据《惠阳县志》载：“年12月10日，在淡水祖庙召开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通过举手民主选举的办法，成立了东江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惠阳县第二区（淡水）行政委员会，严奎荣（即严尚民）被推选为主任。”“淡水区行政委员会建立后，在重建乡镇政权、惩办奸匪、维护社会治安、救济难民、重办教育、排难解纷、处理民事、废除苛捐恢复集市贸易、促进流通、发展生产等做了大量工作。”年1月中旬，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淡水成立，由叶锋任团长，刘宣任副团长。1月13日，服务团主办《东江》周刋在淡水创刋。

据段雨生、赵酬、李杞华著《叶挺将军传》“第十章华中抗敌”之“8、离军出走”中，介绍了年末，叶挺打算回东江故乡打游击的史实：“叶挺安排刘奎他们上路之后，自已动身回广东时，日军已于10月12日在叶挺老家惠阳县大亚湾登陆，当地国民党驻军闻风溃逃，日寇未遇什么抵抗便轻而易举占领了惠阳、宝安、东莞、增城、博罗等县，到第九天，即10月21日，省城广州也被日寇占领。又过四天，到10月25日，粤汉铁路另一终端的重镇‘大武汉’，也被敌人轻易攻陷。”“就在这个时侯，叶挺到了韶关。余汉谋、谭邃等在困境中见到他，都很高兴……叶挺向谭邃表示，他很想在东江发动游击战争，如果余汉谋同意，他愿意试一试。谭邃把叶挺的话报告余汉谋。余汉谋巴不得借助叶挺的威名稳住广东的残局，立即发布命令，委任叶挺为东江游击指挥。”“叶挺接受了东江游击指挥的任命，辗转经澳门到达香港，向廖承志讲了他想在东江地区拉队伍打游击的打算。正忙于组织游击武装的廖承志和粤东特委，都为叶挺愿意参加家乡的抗日游击战争感到自豪光荣。他们决定，把余人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余人的东莞壮丁队，都拔给叶挺，归他统一指挥，并在香港调集30多名工人，找了30多条枪，临时组织了一个排，由大同罐头厂工人蔡国良担任排长，随同叶挺到宝安县深圳镇建立了指挥机关。”“当时，东莞的莞城、太平、石龙，宝安的南头、惠阳的惠阳、淡水均已被日军占领，深圳也是日军据点，但这时正逢敌人游动他去，叶挺趁这个机会，带了这支小武装进驻该地，建立了初步的指挥机构。”

后因种种原由，叶挺在党中央的指示下重返新四军。

2、统一战线，队伍壮大

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早已在淡水这片具有不屈精神的热土间展开。年12月，崇雅中学师生举办集会，上街宣传抗日救国。年8月，中共惠阳淡水支部成立，由朱快鸣任书记。同月，在中共香港市委的领导下，香港惠阳青年会组织多批“惠阳青年回乡救亡工作团，回到淡水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培训工作，淡水由此成为，东江地区抗日救亡运动最为活跃的地方之一。”

共产党人为了民族大义，“敢为天下先”的中流砥柱气概，在淡水抗日救亡斗争中充分展现出来。年初，曾生遵照党的指示回到淡水地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当年秋季，他又在中共的领导下，在当地组建东江纵队的前身之一——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实现了东江儿女抗战到底的誓言。《惠阳县志·大事记》同年又载：“11月4日，曾生、周伯明、谢鹤筹等奉命带领一批党员和爱国青年回到惠阳坪山。30日，召开党的干部会议，成立中共惠宝工作委员会，由曾生任书记。不久成立了平山、淡水、坪地3个中心区委，党组织迅速扩大发展。”此为赫赫有名东江纵队成立的前奏。年秋，中共崇雅中学党支部成立，学校的爱国师生在党支部带领下，转移到农村坚持抗日救亡活动。

淡水作为惠州水陆要冲和经济要地，党在此领导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和发动抗战宣传意义重大，同时，抗日力量为了生存，也需开辟获得物资供应的渠道，补充部队给养。但是，国民党“反共救国”的目标与日伪政府如出一辙，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活动及人民抗日武装，必除之而后快。削弱、打压、扼制、封锁乃至剿灭的方法，一刻未曾停息。共产党只能在险象环生的处境中，把握机遇以求生存。

据《惠城文史资料》第四辑，廖安祥作《我和惠州源吉行》载：“货源充足，更是源吉行傲视同行的优势。源吉行的货物，全部由香港地下党负责采购，再由东江部队武装押运到惠州附近。在沦陷区和国统区分界处，则由源吉行淡水办事处的廖吉和派人去接货运来惠州。战时国内物资匮乏，从香港进口的货物都很抢手，所以获利不少。源吉行开办的三年中，在经济上有力支援了东江的抗日战争。”

平时叫洋货，缺时叫紧销货，战时升级称为“战略物资”。多向内地输送一份战略物资，抗战前线就能及时补充消耗，就能够多消灭一个日军。它的作用不谛于向受伤的肌体输送血液。

此外，爱国华侨捐献东江纵队的抗战物资，多数经由淡水发送。在东纵行列中，华侨子弟是一个光荣典型。这些优秀的青年辞别海外亲人，回国即烧掉“回乡纸”誓死抗战，其中淡水籍华侨当中，有新加坡华侨丘仲炽、胡展光、马来西亚华侨黄景文、吉隆坡华侨叶凤生、香港同胞叶基、黄业等，都为抗战胜利而壮烈牺牲，把最后一滴热血洒在故乡的大地上。

在全民抗战，统一战线大背景下，东江纵队完成了营救被困香港文化名人的艰巨任务。淡水也曾作为该任务的“中转站”。

年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后，首先开会讨论粤港大营救方案。

在《我和惠州源吉行》“惠州——抗战时期香港物资内运的转运站”一节中写道：“年底至年初，东江游击队为了接送文化人，同时也为了给游击队筹集经费，也在惠州淡水开办商行、运输公司。年冬，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卢伟如以‘香港业昌公司’经理身份，带了组织上给的一笔钱，从香港贩来几十担货，有火水（煤油）、轮胎、布匹等，囤在东和行做实卖，用以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接待文化人。”

中共领导的抢救被困香港文化人活动，分东、西两条交通线向内地转移。其中东线为水上交通线，即由九龙经牛池湾到西贡村，再乘船渡过大鹏湾上岸至上洞或沙鱼涌，从淡水进入惠阳游击区再送至惠州转大后方。第一次转移时，由于日机轰炸惠州城，文化界人士安全受到威胁，即在惠阳淡水附近的茶园交通站暂时停留数日。

3、锋尖锐气，奋勇歼敌

年11月底，淡水城爆发“轰隆”一声巨响震动了整个墟镇，原来这是日军撤出淡水前，实施的炸毁淡水铁桥的罪恶行动。也正在此时，高健带领高宏、高固、高乔、高远四人，来到淡水商会伪维持会驻地，锄奸惩恶，演绎了一出“五虎将”大闹维持会的好戏。年春，曾生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沙鱼涌和铜锣径伏击日军骑兵分队，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人仰马翻。

高勇著《奇袭淡水城东门哨所》道：“年冬，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日寇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行动甚少。因此，广东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对我们东江抗日游击总队的进攻就更加疯狂，妄图消灭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我东江抗日游击总队被迫自卫，奋起反击顽军。为了制止顽军对我们根据地的进攻，东江纵队惠阳大队于年至年间，曾三次对淡水城的顽军进行袭击。”

年9月中旬，东纵护航大队和惠阳大队，夜袭澳头圩国民党惠淡守备区经济游击总队，歼灭其中1个中队和1个小队。10月，建立大亚湾税务总站，下设淡水、阿妈庙、坝岗、澳头等分站，征收大亚湾沿海及海上税收。

《惠阳县志》之“兵事”，“智取日军驻淡水桥头哨所”故事。年春，日军第三次入侵淡水后，将淡水作为其沿海防御体系的重点，在崇雅中学和美达楼、奕新楼等地驻有一个大队日军，并在淡水铁桥北端设置了一个军事哨所。东江纵队二支队胜利完成了消灭日军哨所的战斗。此次行动击毙日军10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10支，拔除了敌军桥头哨所。

十、沙涌鹅城，战略通道

《惠阳文史资料》第四辑林石信《解放前惠州经济概貌》云：“惠州是东江一带的交通枢纽，历史上是物资的集散地，工业品通过这里分拨，农产品通过这里集散。惠州属于以城乡物资交流为主的城镇类型，是‘内外交流的转运站’，有各行各业纵横交错的经济网格。”我们知道，这一网格的延伸，自然已达至淡水、澳头及其沿海地区。

1、沙涌到货，淡水接盘

据《解放前淡水地区盐业梗概》“（四）盐斤运输”中“三、盐斤销售与运输”介绍：“从澳头、虾冲运出的盐，多以肩挑和独轮车推送，再从淡水船运至惠州，再转运各地。澳头万年到淡水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盐步头经三间店、茶亭、司前、上圩至淡水；另一条是从黄鱼冲经禾里把、分墩、大径到淡水。虾冲运盐也有两条路线：一是从虾冲经官溪、岩背、土湾、猫爬岭、分墩、大径到淡水；二是从虾冲经蒲田、白芒花至平潭，再河运至惠州。”

谁会想到，这条阡陌盐道，曾为华南敌后抗战做出重大贡献。

廖伯腾、张焕棠著《惠州工商史话》道：“惠州成为进口商品的通道后，由香港经沙鱼涌转运到惠州的多数是生活必需品，如电油、火水、胶轮、洋纱、阴丹士林等布料和各种西药，经营这些商品的多是淡水帮商店。他们占有地利，而且兼营运输公司，除代客户运货外，也为自已的商店进货。这些商号在惠州较有名气，如元章行、泰兴祥、合行昌、茂孚行、惠华行、汉兴行等，解放后成为进出口同业公会的主要会员。”《惠州文史》第十辑载林宽著《惠州交通运输发展简史》云：“年10月，惠州第一次沦陷……这时惠州全靠东江、西枝江水上运输。由香港运到沙鱼涌，再用船运到澳头，从澳头海边用人力肩挑到淡水，由淡水船运至惠州，由惠州船运至老隆，由老隆转运至韶关（此时省府设在韶关），是全省唯一可与香港接运货物的通道。”

查阅高乔、洪东著文《东江纵队与第二条“滇缅公路”》之“一条打不烂的国际通道”我们读到：“年10月，广州沧陷后，广九铁路为日军占据，珠江口也为日本军舰所控制。从此，内地和香港的交通受阻。年夏，沙鱼涌成了内地与香港交通的重要口岸。由沙鱼涌至淡水20公里的路上，肩挑的、独轮车、自行车运货的络绎不绝。水路运输靠木船由沙鱼涌肩挑到坪地西坑落船，沿淡水河，经淡水至惠州。沿途各地开设有饭店、旅店、摊档，日间喧闹拥挤，夜间灯火通明。各地客商云集淡水，进出口公司多如牛毛，有香港商人，也有本省和外省的，更多的则是淡水本地的老板。淡水镇一时热闹非凡。进口物资主要是棉纱、布匹、胶鞋、石油产品、汽车零件、轮胎、机器、西药等；出口物资主要是三鸟、蛋品、粮食、矿产品、桐油、土纸、中药材等。进口货物运至淡水后，转运惠州、兴梅、粤北、广西、贵州、四川。这条国际通道，成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条‘滇缅公路’。”

2、淡商兼营，货邮并通

成晓军等著《近现代东江社会变迁研究—以惠州为中心》中，在“近现代东江区域商业的发展变化”部分道：“当时的平码行，根据经营者籍贯和经营货物品类分为几个帮派，如本地人多经营糖、谷、米、豆等土产的叫惠州帮。惠州帮共有公和行、三栈行、平安行、永元、大中行、阜元、李锦记等30多家。淡水人经营汽油、火水、洋纱、胶轮和洋腊等进囗商品，淡水帮有泰兴祥、元章行、合昌行、古宽记、汉兴行等十多家。那时，这些进口物资全由香港运进惠州，而对火水、汽油等战略物资，香港政府是禁运的，一经发现全部没收。此外，从香港至惠州的公路全部被破坏，货运多靠肩挑。主要通道是经沙鱼涌、澳头至淡水，再由淡水运至惠州。惠州的船舶又经常受到日军飞机轰炸，因而走私这些战略物资的成本很高。”“为了适应当时贸易和商品流通的需要，平码行中有许多商号挂牌兼营运输、行栈等业务。淡水帮代客从香港经沙鱼涌、澳头，由淡水转运到惠州；兴宁帮代客从惠州运货至兴梅、韶关、赣南、桂林等地。”《淡水史话》第三辑陈志期、古海生著《抗战时期淡水三次陷落记实》载：“广州陷落后，许多进出口物资仍可通过深圳、南头、沙头角等地进出。年初，日寇封锁了上述口岸。此后，从香港进出口的物资则改由大鹏湾沙鱼涌进行……这个运输队伍中有淡水人，有兴梅一带外县人，也有江西、湖南人。兴梅人开设运输公司者多，江西、湖南人则参加人力运输者多。运进的货物有汽车零件、轮胎、汽油、煤油、棉纱绵布、香烟、药品、炸药等，出口的物资有矿产品、茶叶、烟叶、桐油、土纸、土产等。”林宽著《惠州交通运输业发展简史》中，我们摘录以下片断：“这时惠州全靠东江、西枝江水上运输……是全省唯一可与香港接运货物的通道。”“一时间惠州水东街淡水籍商人泰兴祥、元章行、合昌行、古宽记、汉兴行、广源行、信孚行、惠孚行等10余户，利用淡水河通道，经营进口物资，计有轮呔、汽油、煤油、棉纱、西药、洋腊、百货等。生意越做越拓展，但货运风险甚大，随时可遭日机轰炸扫射，若集中船运货物，难免人物两空。”

《惠州文史资料》第一辑廖伯腾作《抗日战争时期惠州经济概貌》道：“广州沦陷后，惠州成为香港物资运至内地的主要通道，那时九八行应运而生，成为左右惠州经济的主要行业，九八行是代客买卖的商行，向买卖双方各收取百分之一的佣金。那时香港物资以棉纱布匹、西成药、香烟等为主，经沙鱼涌、淡水到惠州，再由惠州转运到韶关、桂林、湖南、兴梅、江西等地。九八行不单代客买卖，而且兼营运输业务。在惠州九八行有兴宁帮、大埔帮、淡水帮、本地帮等，经营各有特色……淡水帮经营火水、电油、汽车轮胎。”

买办起家，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的东江商帮之淡水帮，这一民间称谓，它离开淡水、惠州范围，“淡水邦”是否又被称为“惠州帮”，这也是今后可以探讨的课题。

“拉头缆”的淡水商邦以洋货为本，以经销紧俏商品为业，以钱赚钱，以利生利。在日积月累的实力增长过程中，遂渐走向抱团发展，最终在可观利润的驱驶下，强强联手而形成利益联盟。在夯实以淡水为基础的经营发展过程中，完成“整合”，并进入下一阶段的商务开拓而走出淡水，来到惠州等外埠拓展经营空间，并以实力和人脉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即定目标。

身处战争，商家的生存要比普通人艰辛数倍，何况不仅经商还连带经营航运，其风险之大可想而知。华南驻日军司令部就在公里内的广州，东江流域皆为其可实施轰炸的范围，每一单货物的运送，都将面临生死考验。“发国难财”已成最危险的营生。

香港《申报》年11月28日报道：大鹏湾历格海面，二十三晚发现日巨型航空母舰一艘，二十四日派机四架，竟日骚扰沙鱼涌及西坑，投弹多枚，并以机枪扫射乡民。又据惠阳消息，二十五日晨，大亚湾海面，突来日舰多艘。

在战争环境下的千山万水、千辛万苦，在兵荒马乱、朝不保夕的日日夜夜里坚守本业，把矜贵的战略物资运入大后方，商家无论何帮，他们也是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的群体。

叶伟强著《鹅城忆旧》之“今非昔比的水东街”道：“为适应船只停泊，在水东街周边，有广惠码头（东新桥脚靠边约50米处）、包公巷码头、淡水码头和东江沙码头四处，满足了各类船只停靠……此外，惠樟汽车站、惠平汽车站和惠淡汽车站的班车，经常客满，购买车票一般要提前。不然，便会望车兴叹。”“那时行口多过米店，计有广成行、广和行、同丰行、永丰行、巨元行、升元行……共28间之多。”

惠州素以粤东水陆商埠大码头著称，俗语道：头平、二淡、三多祝。此指三地船货皆经西枝江水路至惠州。然不见“平山码头”，即有“淡水码头”，实为仅见，它至少说明设此“专用码头”的淡水经济实力不容小觑。《惠州文史资料》第六辑徐魁整理赖弛先口述《抗战时期的惠州航运业》有言：“从年到年，惠州航运业更加引人注目，当时惠州通往各地的轮船，最多时达到一百多艘，大小木驳船散布整条东江，有成千艘之多。轮船较大的有‘重庆’、‘南京’、‘冠洲’、‘皇后’、‘东明’、‘飞虎’、‘大益’、‘西南’、‘珠江’等，最大的载重量约一百吨。”

当年的惠淡两地，是与大后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际交通线中转站”，在这个中转站中，商路与邮路、汇路并通。

据《惠阳县志》“侨批业”录：“惠阳是经营侨汇的甲种侨批局。以龙岗联营侨批局为最大，其次是坪山的永安堂、淡水骏兴侨批局和南洋茶室、惠州的泰兴祥。”据网络“惠阳淡水老城故事（30）讲”称：淡水太和街9号原泰益宝号杂货店，设有淡水专营侨汇汇兑业务的“惠阳邮政储金”经营部门。

魏金华著《梅州与红色记忆》之“深圳‘沙鱼涌’：粤东侨乡的一条重要生命线”讲叙了一段与此有关的故事：“年6月汕头沦陷，由汕头港出入海外的梅州华侨归家无路，南洋侨汇路线严重受阻。这段时间的华侨、水客、侨批局从业者大部分无法活动。”“南洋各地水客、侨批局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从水路秘密运送侨批和物品，汇集到当时英殖民地的香港，再用小火轮送到深圳‘沙鱼涌’互换邮局，再分送到广东侨乡和粤东梅州、潮汕等地兑换国币后解付侨汇，使得梅州地区一些侨眷仍能收到有限的侨汇接济。”“‘沙鱼涌’互换局是抗日战争期间广东进出口邮件的主要通道之一，它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一跃成为中国国际邮件的重要互换局，担负国内进出口任务。”“笔者手中途经沙鱼涌的侨信，是从印度尼西亚吧达斐亚（雅加达）到达香港，经沙鱼涌互换局再转往淡水、惠阳、河源，经东江到老隆、兴宁最后到达梅栦市的西阳堡和大埔县的大麻区。邮件进入宝安沙鱼涌互换局开始，走水路四百华里，陆路三百华里增送到梅州各地的侨眷家中。”

3、东纵北撤，功绩不朽

惠阳第一峰白云嶂及接壤东莞的银瓶嘴，是当年东江纵队活动的游击战场。其间的新墟圩约场窑因生产青花瓷器，在淡港两地颇为知名。年3月，中共广东省临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东江解放区抗日民主政权的指示，以东江纵队政治部名义，在约场瓷窑附近的魁星楼，召开有东江解放区各阶层党派人士参加的国事座谈会。这是华南第一个国事座谈会，它对“三三制”联合政府的建立，对贯彻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至今，该座谈会会址依然保留。

年8月，日本投降了。毛泽东主席应邀亲赴重庆谈判，与国民党政府签订《双十协定》，商定中共武装力量辖区包括华南在内共八个解放区、东江纵队需要北撤。然而国民党却授意广东行营张发奎调动22个师共7万多兵力，疯狂进攻坚持东江抗战的东江纵队，撕毁了假和平的面具。

年3月，军调部第八小组抵粤，中共代表与国民党经过五十多天艰辛的谈判斗争。5月23日，双方终于发表了东江纵队北撤协议公报。就在东江纵队待命登船之际，张发奎还在调遣淡水、龙岗、宝安驻扎军队，企图进攻王母圩、葵涌。后经新闻媒体揭露，国、共、美三方协调，敌部始退回淡水、龙岗。6月29日，二千多名坚持华南敌后抗日的东江健儿集结于葵涌的沙鱼涌，登上三艘美国登陆舰，驶往山东烟台解放区。

解放战争中，由东江纵队为骨干整编而成的两广纵队，又随南下大军跨过长江、追击湘赣，最终打回了故乡广东。

年10月14日清晨，淡水迎来了解放的日子。由粤赣湘边人民解放军部队，在崇雅中学南端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此，问天打卦的时代就此终结。

大鹏客家民谣唱道：“上洞夹下洞，土洋行过沙鱼涌；叠福下沙王母洞，龙岐对面水头涌。”

随着这首悠长的客家山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原东江纵队司令曾生和他的部分战友来到沙鱼涌战地重游，他以感慨而又激动的心情，为即将建成的北撤纪念亭题写碑文：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及各江武装部队，为坚持国内和平，从此登船，北撤山东。

十一、封锁禁运，尾声余响

1、新生中国，自主当家

《广东食品外贸志》“历史沿革”之“解放前食品出口情况”载：“素有商品集散地之称的惠州，原有海通、联兴、永生等进出口商，收集邻近各县的梅菜、水产品、三鸟、生猪在香港出售后，购回煤油、棉纱、轮胎、水泥转销各县。”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对香港实行“暂时维持现状”政策，充分发挥香港对内地在外贸出口换取外汇、进囗所需建设物资方面的重要作用。年初，华南对外贸易管理局成立。《惠州市志》“第二十三编对外经济贸易”之“进口”讲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惠州的进口贸易由私商经营。年4月，经营进囗的私商有21户，兼营进、出口的私商有25户。私商进囗商品按照市场需求情况组织进口。进口商品以煤油、电池、柴油、车胎、棉纱、染料、西药为主。”《惠阳县志》就“对外贸易”的“机构”也谈到：“建国后，从年开始，在没有外贸专业机构设立前，惠阳县对外贸易经营业务活动，均由商业部门代理。”这时所提到的“商业部门”，自然是前面所指的“贸易私商”。

2、保家卫国，涌跃捐献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市场物价上涨，外汇贬值；加之美国颁布管制，对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的战略物资输出，采取“封锁”、“禁运”等法令，直至冻结中国海外资产。年8月，港英当局也宣布对余种重要物资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度。年5月，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实施对中国禁运的决议》，将包括武器、弹药、石油以及运输器材等多种物品对中囯实施禁运。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的45个国家参与，甚至于广东输港的大米活禽也受到影响，外贸出口额大幅萎缩。解放初期，美英西方势立的封锁，造成了实际上的围困。澳头、淡水外贸通道因封锁禁运，造成的不仅是萎缩而是停顿，外贸渠道作用顿时被置入困境。据《广东食品外贸志》“解放初私商改造情况”介绍：“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反对美国的封锁禁运，组织他们通过海外联号，抢运和进口必需物资，并引导他们收购农副产品，通过‘易货贸易’方式多搞出口，以增强联社的创本能力。由于提高竞争意识，彼此间也注意到社内的经济效益。”

年“五一”劳动节，惠阳各界再次掀起反美爱国的示威游行，淡水镇1万多人口中，有多人参加示威游行。

由于美英对华采取“封锁”、“禁运”，迫使淡水必须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广东地名探源》“淡水镇”条谓：“解放初，曾为惠阳县治，年上半年移治惠州，年6月国务院批准，复为惠阳县治。”

据《惠阳县志·大事记》载：“年1月12日下午4时，1架英国飞机，坠毁在我县第四区（大鹏）东平乡马科河山边，机毁人亡。”“4月1日，惠阳县抗美援朝分会成立。7月，全县成立了支会共8个，共捐款44.5万元，完成‘惠阳号’、‘叶挺号’、‘惠阳工商号’飞机捐献任务，有0名优秀青年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一则是敌机坠落，一则是战鹰腾空，中国从此开启按照自已的意愿书写历史的时代。

“东方雄狮”已醒，任何势力也无法阻挡中华民族迈向世界之林的昂首步伐。从此，以“口岸贸易”为主要功能的淡水，告别前景黯淡的“过去”。澳头、淡水这一百年物流通道，即将脱胎换骨，去拥抱自已的新生。

十二、结束语

岁月不经打磨，无以见其光泽。

在淡水近代史面前，我们的认知与想象都过于贫乏。而关健在于，它最重要的经济形态，怡怡是我们认识中的最大短板。由于资料有限及认识粗浅，不足以让我们对淡水作宏篇叙述般的论证。但淡水经济崛起的特殊性，是与香港开埠密切关联，这一基本概念即是明确的。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的故事，大多是惊心动魄而又令人回味。就这个意义而言，将淡水视为惠州近代化的先驱，是一点不为过的。

十九世纪的后五十年至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恰巧可划分为淡水发展的二个阶段。前为“隐”，后为“显”。单就后面的“显”而言，它又含有政治和经济之分，当地与异地之别。总而言之，此时的淡水，早已成为风云际会的舞台，求财经商的宝地。

在二十世纪头五十年中，淡水处处险境即能快速发展，并与二十世纪末，深圳特区在合资经营方式的“雏型”相似，此与它团队效益后的实力增强，非被动应对而是主动适应时局变化，寻找生路、开拓商机是分不开的。

大而言之，它与国运相连；小而观之，它与香港相系。它是两种社会制度和两类经济形态，在非常时期交集的特殊产物。强弱各异，起伏不息，在动荡中的不屈与奋争，成就淡水卓然的历史印记。

百年淡水，百年激荡。对淡水商业崛起及其演变的探研，是未来淡水对其近代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在此我们仅以约场窑为线索，大致梳理出它的轮廓而已。

历史不是干疮而是鲜活的，当我们触及到它的本质，它便会从沉睡中苏醒。虽然我们对未能查阅到约场窑官办原始资料而感到遗憾，但我们相信一已之窥，能成为抛砖引玉的前奏。

岁月间隙，时光印证。